鼓浪屿的人民体育场旁边，有三座二层半的西式别墅，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花园式别墅，叫“黄家花园”。

“黄家花园”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称为“中国第一别墅”。

《保密局的枪声》、《小城春秋》、《第一炉香》等众多年代剧曾在此取景拍摄。

黄家花园的主人是印尼华侨黄奕住。

他被誉为“民国第一富”。

马未都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到：“黄亦住的财富比马云跟王健林的总和还要多”。

在厦门和闽南地区流传着一句口头禅：“若要富，要学黄奕住”。

因为他将经商和做人都做到了极致。

尤其是他融进骨子里的民族自尊和爱国情怀让无数华侨和华商心悦诚服。

他完美地诠释了闽南人“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扮”的特质。

不认命，只认“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黄奕住，又名黄住。1868年12月7日生于福建南安县金淘区楼下乡石笋村一个贫困的农家。

当时正是清朝同治年间，因为天灾人祸，婴儿的存活率不高。

父母希望留住这个刚出世的孩子，给他取名“阿住”。

父亲种田，母亲织布，起早贪黑地忙碌，但收入微薄，勉强维持生活。

尽管生活窘迫，在阿住五、六岁时，父母还是咬牙把他送进私塾接受教育。

黄奕住的母亲对他一生影响深远。

在他功成名就时，扶贫济灾，捐建学校收养孤儿这些乐善好施的行为都是因为遵循了母亲的训导。

随着3个弟弟和2个妹妹的相继出生，愈发贫困的家境使他无法继续上学，只能辍学回家务农。

黄奕住12岁时，母亲让他跟伯父学剃头，3年后，他顺利出师成为了一个理发匠。

每天挑着担子，走村串户，上门为乡亲们服务。

在闽南，黄姓本为大姓，但黄奕住所属的一房人，却是黄姓中的弱房，被人排挤。

当时剃头业又属于贱业，使得黄奕住一家受尽欺凌。

一次，黄奕住在给一位乡绅理发时，不小心伤到了眉角。乡绅叫嚣：绝不让黄奕住在当地混下去。

迫于无奈，只能下南洋谋生了。

1885年春，黄奕住揣着父母卖地得来的36块银元，带着理发工具，徒步一百多里走到厦门，搭木帆船来到新加坡，成为当地人熟知的“剃头住”。

而在随后的4年间，他从新加坡辗转到印尼苏门答拉岛的棉兰市，最后移居中爪哇的三宝垄市，在街头巷尾设一个小摊点，替码头华工理发。

那段时间，他一直过着半饱半饥的生活，夜间只能借宿在妈祖庙中，十分穷困。

但穷困没有磨灭黄奕住的意志，相反却使他越挫越勇。

他一边积极学习当地的方言，一边趁给人剃头时，结交朋友，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发展机会。

他逐渐意识到剃头不能发财，必须要寻找别的出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他结识了老华侨魏嘉寿，出于同情，对方借给他5盾当本钱，相当于中国10块银元。

有了本钱，23岁那年，他做起了肩挑小贩。每天走街串巷，开始了卖货郎的职业生涯。

大多数卖货郎都是挑选一些商业繁华地带营业，竞争激烈。

黄奕住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常选择一些交通不便利的地方，不管山路多崎岖，不管地点多偏僻，他都挑着一根扁担，毫无抱怨地穿行。

卖的杂物中，有糖果，咖啡、杯盘，各种日用品，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他为人真诚，童叟无欺，坚持薄利多销，逐渐取得了周围乡民的信任，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两年后，三宝龙市政府将左哈尔广场开辟为市场，并在市场内建起摊棚，黄奕住在该市场租了一个固定摊位，继续经营日用食杂及土特产。

黄奕住当时娶了土著姑娘蔡缰，有了帮手，夫妻俩起早摸黑，生意有了很好的发展。

娶蔡缰还有一段插曲。

在南安老家，黄奕住有一个小他8岁的童养媳王时。据说是一位风水先生的女儿，这位风水先生预测到黄家将来会大富大贵，将自己女儿送给黄奕住当童养媳。

王时跟黄奕住的母亲相处得特别好，形似母女。

黄奕住写信询问母亲的意见，黄母接到信之后，很为难，不知如何对王时开口。

没想到王时知道后却极为大度，竟然同意了，但她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那女子只能做妾”。

王时说这话时，只有16岁。

一年后，黄奕住返回国内，与王时举办了婚礼。

尽管黄奕住后来还娶了几房姨太太，但王时仍是他一生都很尊敬爱护的原配。

具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和远见卓识，善于抓住商机

黄奕住一边做着小本生意，一边还在寻找新的机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爪哇的甘蔗种植业及制糖业发展迅速，周边地区蔗糖都运往三宝垄销售，有的转售输出到欧美各国。

爪哇地区很快成了世界主要销售糖业的中心。

黄奕住嗅到了商机，他迅速在印尼最繁华的街道买下了一间铺面，取名“日兴行”，专门做蔗糖生意。

因为经营有方，他的蔗糖生意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总资产高达300万盾以上。

1914年，他的名字被编入《世界商业名人录》。

“一战”期间，不少糖商担心战争影响出口，大量低价抛售蔗糖。而黄奕住却以个人的胆识和远见，趁势收购了大量的蔗糖，后来糖价大涨，又让他狠狠赚了一笔。

战争结束后，他的财富超过了3,000万盾。

一举成为印尼的“四大糖王”之首。

“一战”结束后，为了挽回在战争中的损失，荷印政府加深了对印尼人民及广大华侨的剥削掠夺。

1917年9月，荷印殖民政府制定恶法，规定从1914年起获利3000盾以上者，必须缴纳30%的“战时所得税”。

地方政府官员建议黄奕住放弃中国国籍加入荷兰籍，可减免“战税”，日本驻三宝垄领事趁火打劫，企图分化华商，邀请黄奕住加入日本国籍，可得到他们的“保护”。

这一切被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黄奕住轻蔑地拒绝了。

在印尼经商多年以来，荷印政府的恶劣行径，使黄奕住彻底认识到，由于中国政府的孱弱，无法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广大华侨华商始终处于寄人篱下的艰难境地。

只有中国强大，才能保证海外华侨的合法权益。

他不想再为他国做嫁衣裳，也不想自己大半辈子的辛苦化为乌有。

于是决定带着资产回国，帮助祖国建设，造福家乡人民。

当时有朋友曾劝他说：“中原多变乱，不如这里闲乐。你本钱雄厚，哪里不是好地方？在这里养老，不也是很好吗？”

黄奕住坚定地说：“我身为中国人，怎么能忍辱受人盘剥，寄人篱下，隶人国籍呢？天下事主要是靠人为”。

1919年4月，黄奕住离开了侨居35年的印尼，带着2000多万银元回到厦门鼓浪屿定居。

1919年6月，黄奕住为母亲庆祝74岁生日，来贺寿的人超过500人。他搭了两个戏台，在家门口放了1个大木桶，里面装有红色的银圆，规定来到现场的每个人可以免费拿一块银元。

原来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救助穷人。

那时的一块银元相当于现在的3000元。

贪心者想多拿，因手上已沾有红色不可再拿。

当时贺寿的，看戏的，为了拿银元的人，络绎不绝地从厦门渡海到鼓浪屿，把黄家花园挤得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这样一来，黄奕住很快就在厦门打开了知名度。

爱国爱乡，乐善好施，愿意分享和舍得给予别人。

1920年，黄奕住来到上海，拜会了《申报》董事长史量才、银行家胡筠（胡笔江）等人，共同筹划在上海成立中南银行。之所以定名为中南银行，表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

1921年7月5日中南银行正式开业，总行是在上海江口路，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侨资银行，也是当时全国可以发行钞票的三大银行之一。另外两家银行分别是中国很行，交通银行。

黄奕住于1921年8月7日，在厦门市（今镇邦路42号）创办了日兴银行，以沟通厦门与海外华侨的侨汇融资。因其资金雄厚，一成立就是厦门最大的民营银行，也成为东南亚华侨钱款往来的首选。

黄奕住还有在厦门投资房地产，1919年至1935年，他在鼓浪屿建房160座中，有住宅类的，也有办公类的，还有学校和出租房。

在鼓浪屿，几乎所有角落都有他的房子，而且这些房产如今九成还在。

1930年，黄奕住拥有的黄聚德堂投资股份245万银元，在当时厦门22家房地产公司中是最大的。

当时厦门没有自来水，老百姓食用的淡水资源，要用车运输到厦门，再由水贩子挑着水一家家售卖。

厦门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为用水问题生病。黄奕住得知后，投资建立了自来水厂。

黄奕住为解决厦门通讯落后问题，成立了电话公司。

除了关注民生，黄奕住还特别热心于办教育。

他在家乡南安创办了斗南小学和斗南初级师范学校。

在鼓浪屿创办了慈勤女子学校，为毓德女中、厦门女子师范学校捐资不菲。

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岭南大学，鼓浪屿图书馆，泉州开元寺等等文教机构，均有他捐款的身影。

至今厦门大学“群贤”楼的“黄君奕住，慷慨相助，有意图书，其谊可著”的石碑文还在。

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给予和分享。

老子说过：“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世界是圆形的，我们分出去的善意终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到我们身边。

1945年6月15日，77岁的黄奕住去世了。去世之前童养媳王时一直守候在他的身边。

黄奕住曾接印尼土著媳妇蔡缰来厦门居住，可惜她水土不服，只在鼓浪屿住了两个月就回印尼去了，从此再也没有来过。

黄奕住的一生堪称传奇。

他带着36块银元出去，却带了2000多万银元回来。

他从一个勤奋落魄的剃头匠成为一代民国巨富，在他身上必有值得我们学习的过人之处。

对当时的黄奕住来说，人生没有太多选择，连基本的吃饱穿暖都无法得到保障，只有一往无前，拼尽全力才能活下去。

他的起点，比我们大多数人还要低。

每个人的成长背后都有原因，不同程度的挥霍，就要承受不同程度的后果，不同程度的努力，就会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

想要成功，背后付出的汗水和努力，一定是远超普通人的数倍。

读黄奕住的故事，参透人生道理，提升自己，才能更好的掌握人生的方向，去往更高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