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夫按语】贺德清，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有担当的农民党员。

　　他只是一个村民小组长，连村干部都不算，但他心里装着老百姓，装着乡亲们的冷暖疾苦。

　　早在1997年，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不知何为物时，他就提出要在偏远山村建楼房。

　　早在23年前，当国家还没有精力财力搞“村村通”时，他就发动和带领所在村民小组自掏腰包、自主修建公路，公路快要修通时因公殉职。

　　他是我熟悉的贺老大，他是我的大表哥，他的母亲是我本家近房姑姑。

　　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应该被大书特书、广泛宣传的共产党员。

　　“自从懂得/睁开双眼看世界/我总是看见/有根扁担/在父亲肩上一颤一颤/父亲还很年轻时/一头挑着憧憬/一头挑着希望/健步如飞……

　　人到中年/似乎已感到岁月的艰辛/他一头挑着犹豫/一头挑着困惑/在古老的山道山踟蹰前行……

　　父亲似乎老了/那根扁担还压在他肩上/一头迷惘/一头失落/在崎岖的山路上踽踽独行……

　　岁月流逝/总有一根扁担在陪伴/青年/中年/老年……”

　　——摘自哥哥1991年7月上高中时写给父亲的诗歌

　　一

　　对于扁担，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即便在现在的城镇甚至是中心城市，仍然可见到扁担的身影。

　　在我贫瘠的渝东老家，人们对扁担的情感并没有那么亲切。一旦扁担压上身，除了使你肩膀生疼，还会让你直不起的腰，腿脚也跟着发酸发胀。

　　记忆中，父亲几乎天天都要使用扁担。日常用扁担挑水，播种的时候用扁担挑粪挑种子，收获的时候用扁担挑粮食挑积秆。

　　那时没有公路，到粮店交公粮，从集镇挑回农资化肥，通通需要扁担。

　　父亲有一根夜合树扁担。不知是使用时间比较长，还是木质本身的缘故，这根扁担外观呈少见的褐黑色。

　　听说父亲从夜合树上砍下一段树枝，在四周砍出许多浅浅的刀口，再把这段木头放在灶门上面的楼嵌（音，支撑楼板的过梁）上，这样脱干水分的木头才不会变形。等到木头干了后再用弯刀初步砍成型，然后刨光和精磨，一条光滑的扁担就做成了。

　　父亲身材并不高大，在我当时看来这根扁担有些太长了。

　　可是父亲在使用这根扁担的时候，从来没看见他伸出双手去扶住扁担前后两头的重物，只用一只手搭在扁担的前端扶住扁担，另一只手跟着步伐前后摆动；即使挑的是粪水类的流动性重物，也不见担子两头晃动摇摆。

　　后来，我和哥哥学用扁担时，父亲教给我们其中的窍门：用扁担挑着担子时，脚步一定要迈匀称，包括交替的步幅和频率大小，都要尽可能保持稳定。

　　二

　　我和哥哥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使用扁担。但那时并不是挑，而是抬。

　　父母成天忙于农活，不但很忙碌而且很劳累，我和哥哥就接下了抬水的任务。

　　水井位于岩脚下，抬水回家都是上坡路。

　　哥哥只比我大一岁，个头和我差不多，抬水时都是他在后面，需要用力扶住水桶，不让其往后滑落。但往往是刚起步时水桶位于扁担中央，上坡没走几步就滑向了他那一边。所以，每次抬水，哥哥都出了更多的力气。

　　再大一些，我和哥哥都学会了用扁担挑东西，但还是不得要领，总要用手去扶住前后的货物。

　　因为这个缘故，我和哥哥就没了使用父亲那根夜合树扁担的资格或权利，更多时候去借用幺叔的扁担。

　　哥哥总能比我挑更重的担子，在我能挑七八十斤的时候，他就可以挑一百斤了。这也许是抬水时出来的硬功夫吧。

　　这以后，稍微重一些的活儿，都是哥哥先干、多干。

　　三

　　父亲的扁担，不仅要挑起我们五口之家的生活重担，还要扛起整个村民小组的生存大计。

　　父亲大名贺德清，共产党员，农民中的先进分子，什么都想干好，总想力所能及地带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我的老家，位于重庆市开州区岳溪镇胡家村岩上村民小组，地名叫岩上，重庆直辖前归四川省开县岳溪区胡家乡花园村管辖。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父亲就是岩上村小民组的负责人。

　　因为从大集体走过来，乡亲们都习惯叫村民小组长为队长。

　　在岩上村民小组，有我的三个亲叔叔，有一个本家隔房叔叔，有上辈改嫁到贺家带来的安姓叔叔，有干亲关系的袁姓和谭姓叔叔，还有表亲的李姓叔叔，总之叔叔们一大堆。

　　在父辈那一代，我父亲年纪最长，所以叔叔都管他叫“哥哥”或是“老大”。

　　村民小组为我们国家行政体系中最小的单位，实际上就是一个异姓兄弟聚集的大家庭。作为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父亲要上传下达公社（后来叫乡，再后来叫镇）或村里的相关政策及通知，负责牵头征购粮食、征收农税提留，还要负责村民小组的经费结算开支，工作量其实很大。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只念过小学三年级。但父亲识字并不少，可以通读常见的白话小说，经常向我表哥袁建借书阅读。

　　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搞不懂账本上的借贷方关系，记账的事就交给了我的隔房叔叔。

　　父亲不会使用算盘，但是口算能力超强，简单的加减不用说，就算两位三位的乘法也不在话下。所以，村民小组每年经费核算都没差错。

　　土地分配到各家各户后，就成了每个家庭最大的财产，村民们视其为命根子。期间村民小组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会有增减，这就涉及到土地的调整，需要人口减少的家庭按照份额将土地转让给人口增加的家庭。

　　这看起来简单的加减，实施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退让的总想退出贫瘠的偏远的田地，而受让的总想得到肥沃的干活方便的。在定下来转让的土地上，上一家种植的庄稼又应该怎么分配，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分配比例都不一样。父亲需要给出公正的方案，还需要来回协调左右做思想工作。

　　后来增加的人口逐渐多于减少的人口，最开始按惯例增加的人口实行排队来先后获得土地。但是增加的人口越来越多，排在后面的人基本看不到希望。

　　这时，父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土地全部收回，按照当前人口重新分配。这在整个村乃至整个公社都没有先例，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如果不是为了公正，实施过程做不到公正，这么困难的事情怎么能够办成呢？而且这件事情在父亲任职期间不只做一次，在相对失衡的时候就会再来一次。

　　父亲就是这样以公平公正为标准，掌控着村组这副担子的平衡。

　　四

　　作为村民组长，父亲更需要的其实是担当。

　　偶有上级派发下来的种子苗木等，只要是父亲一个人挑得起，都是他用扁担一肩从公社挑回来，从不向组员们摊派。

　　村民家庭的私事父亲也得操心。大到年迈父母的赡养问题，遗产分配问题，再到各家各户的红白喜事，寿诞嫁娶，甚至夫妻吵架，子女管教等等父亲都得参与。

　　在岩上村民小组，父亲除了是组长，更像是一个兄长。

　　岩上，这个一看地名就知道不怎么样，到处都是坡坎悬崖，很少有平地。因为长时间不通公路，乡亲们出入都是走狭窄陡峭的山路，出门必须肩挑背扛。因为砖拉不起来，家家的居住条件也都很落后，当时住的都是土墙房子。

　　为了改变这一落后面貌，为了让乡亲们早日脱离或者少用扁担，1997年冬季农闲时节，父亲带领全组组员自主修路，真正的“凿绝壁，筑陡坎”“遇山劈山，遇水架桥”。

　　在这之前，整个开县没有听说有村民自发自主修建乡村公路的先例。

　　1998年春，公路快要修通的时候，父亲在施工现场指挥时，意外跌落悬崖，以身殉职。

　　那个时候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刚半年，在北京的一家分析仪器厂上班。虽然不是多好的工作，但是粮食关系也落户到了粮站，算是跳出了农门。

　　而此时，哥哥也因三峡建设对口支援分配到了辽宁抚顺。

　　就在出事的前几天，父亲刚送哥哥到万县乘船借道重庆转火车去辽宁抚顺报道。上船后，他们把挑行李用的一根竹子做的简易扁担扔进了长江，任它随滚滚江水流走。

　　是的，辛劳了一辈子的父亲，是该卸下肩上的重担了。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几天后，父亲真的永远卸下了肩上重担；陪了他一辈子的扁担，也该说再见，再也不见了。

　　父亲去世后，乡亲们把他葬在了公路边一个醒目的位置上。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这是个极好的安息之地，既可以看见父亲生前牵挂不已的岩上村民小组聚居地，还可以远眺老家连绵不绝的群山，可以看出看出很远很远。

　　乡亲们惦记着父亲的好，每家每户出资，为父亲修建了坟茔，在公路边立了功德碑。

　　我的发小勤俭（即“渝夫”本人）还委托重庆万州的作家醉鹰（本名杨华耕撰写了碑铭，给予我父亲极高的评价。

　　碑铭全文如下：“吾乡僻壤，崎岖隔世，物力既阻，精神亦匮，筑路乃惟一脱困之途也。公元一九九七年腊月，贺公德清率众，凭赤手铁肩，凿绝壁，筑陡坎，餐风宿野，勠力夙愿。翌年二月二十一日，贺公撬石跌崖，竟以身殉。乡亲誓以竟功为祭，逾两月路成。噫吁！求存谋发展，匹夫志撼天，其勇其毅堪为万世表矣。赞曰：劈山圆梦，坚韧雄烈，颂我父老，赤诚热血，功在桑梓，后世沐泽，勒石以记，旌彰其德。”

五　　

父亲是个有理想的农民。　　

我刚到北京时，他就和我三舅聊天，说他以后再也不把农活看那么紧了。他还约三舅，有空一起先去开县县城，再去万县，然后再去北京转一转。　　

父亲不曾乘坐过轮船火车，更不用说飞机了，就是乘坐汽车的次数也屈指可数。遗憾的是父亲走得太早，就连这些简单朴素的愿望都没来得及实现。　　

自主修通公路，其实只是父亲当时第一步计划。按照他的想法，等路修通后，整个村民小组要集中统一规划修建住房，这也就是若干年后才成时髦的“新农村建设”。　　因为父亲不幸离世，到现在，岩上的村民们还是散居在各个角落。尽管多数人家都盖起砖混结构的楼房，但未能实现父亲生前“修建楼房，节约土地、集中居住”的设想。　　

一位仅仅去过县城的农民，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法，可见父亲当时的抱负和远瞻。　　

父亲的一生告诉我：每个人都要有一副能挑的“扁担”，都要有能扛起重任的“铁肩”，这样肩上才不会空落落的，脚下才不会轻飘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