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夏天，窗外下着瓢泼大雨。寂静的走廊里隐约传来病人的鼾声，两组交班的护士正在护士站低语。病房的电子屏不断变动着数字，还有几分钟就午夜12点了。

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从困意中惊醒，一个带着乡土口音的男人低沉着嗓子问：“你好，请问一颗肾多少钱？”

“什么？”我来不及消化对方的问题，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脑海里毫无征兆地蹦出了网上拐卖人口、器官交易的传闻。

电话那头的人有点急迫，又重复了一遍：“一颗肾多少钱？”

我没听清他是要买还是卖，但马上反应过来——这是碰上倒卖器官的黑中介了。我对这些黑中介非常反感，没想到这些人已经明目张胆直接打电话到医院问行情了。我清醒过来，警告他：“私人买卖器官是违法的，我们不接受用来历不明的器官做手术！”

他明显迟疑了一下，带着防备的口气又问了一句：“那买家和卖家怎么交易？”见对方还不死心，我继续劝说，那头的人匆匆挂断了电话。

我刚轮转到泌尿外科，之前只是从同事那儿听说过一些给患者和器官捐赠者牵线搭桥的黑中介的事。那些混混模样的人拿着小传单，混进病房后就把传单塞给陪床的家属，甚至敢直接放在我们医生的办公桌上。

黑中介的传单上一般只写着这么几个字：“尿毒症特殊治疗”，外加一串号码。漫长的肾源等待中，我知道有的家庭会拨通传单上的号码，也知道结果都是一场空。

我在泌尿外科期间，遇到过很多挣扎的家庭。当中有一个小名叫毛毛的男孩让我印象很深。

他从不主动和我说话，每次查房，我都能看到他坐在病床上安静地翻着仅有的几本旧书，或者一动不动地发呆。他已经到了读高中的年纪，个头却不到一米六，乍一看，瘦弱得像个小学生。毛毛患有先天性儿童肾病，两颗肾脏如同正在萎缩的小苹果一样，他的病发展到最后就是终末期肾病，俗称的“尿毒症”。

他因为水肿就医，一发现就已经是晚期，选择只有两个：要么靠透析勉强维持，要么做肾脏移植。过去的几年，他每周都要透析3次，每次4个小时。这让他没法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玩耍，透析机和白大褂成了他童年最熟悉的记忆。

我给毛毛做入院检查时，毛毛一直躲在妈妈身后，全程像个小木偶一样静静地站在一边。讯问病史时，毛毛的妈妈总是扯着大嗓门抢先答话，毛毛的爸爸则很沉默，偶尔应和一句。

“这次住院是来做肾移植的吗？”我翻看着毛毛的入院材料问。

“是呀是呀。”毛毛的妈妈一副兴奋的样子。

“亲属肾还是捐献的尸体肾？”十年前尸肾的肾移植手术比例远高于亲属肾，就是价格高昂，普通家庭很难负担。

“别人捐的！医生你放心，我们准备好了钱的！”毛毛的妈妈抢着回答。

我所在的省份，做血液透析的病人一年有5万多例，他们等待一颗肾脏的平均时间是7年。毛毛很幸运。我把毛毛一家安顿在四楼我所负责的66号病床，等着那颗拯救毛毛的健康肾脏的到来。

毛毛入院后，我发现他们一家很奇怪。除了开始因为医院规定病人只能由一名家属陪床，毛毛的爸妈晚上轮流在走廊打地铺之外，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家三口人一起出现过。

有天我一进大楼，病人们正排着队等食堂送餐大妈打饭。我没有在队伍里看到毛毛一家。我到病房里看他们，毛毛的爸妈都不在，只有毛毛坐在病床上吃包子。经过走廊时我瞥了一眼安全通道的门玻璃，注意到毛毛的爸爸佝偻着背坐在楼梯间的台阶上，一手端着饭缸，一手捏着块馒头往嘴里送。我悄悄看了一会儿，发现他的上衣口袋露出一盒皱巴巴的香烟，于是推开门提醒他不能在医院抽烟。毛毛的爸爸愣了一下，带着点讨好的意味说：“懂咧，懂咧。需要的时候敬别人的烟，总不好意思口袋空着咧。”

后来每次午饭我都会看到毛毛的爸爸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台阶上。他只给毛毛订了饭，自己总是一个馒头就着咸菜和一缸白开水，偶尔沾点油花，还是儿子吃剩的菜。至于毛毛的妈妈，自从我上次轮休了两天回来后，就一直没看到。

后来我跟夜班护士聊天才知道，毛毛的妈妈给自己也办了入院，已经住进了楼下的病房。我和他们家的接触不少，相处也还愉快，但我这时才知道，毛毛要接受的肾脏来自妈妈。不明白毛毛的爸妈为什么要在入院时骗我说肾源来自外人捐献。

“他们家是真困难，主任已经在帮忙申请基金救助了。”护士告诉我。

当晚，我去66号床看毛毛，把手头多出来的一份盒饭送给了毛毛的爸爸。过了一会儿，毛毛的爸爸轻轻敲响了我的办公室门，他从门外探头进来，一脸感激的表情。他抽出一根烟给我：“医生，来，谢谢啊！”我皱着眉又强调了一次医院不能抽烟，指了指椅子，示意他坐下。我想问清楚他们为什么骗我。

毛毛的爸爸讪讪地笑着，局促地低下头，一个劲地向我道歉，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一块了。他告诉我，就在一年前，毛毛和妈妈配型成功，已经符合了肾移植手术的要求。但配型成功的消息没换来毛毛一丝开心的痕迹。他已经见过太多人等着等着就离开了，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甚至不太相信自己能通过这颗肾活下去。但毛毛的妈妈充满了希望，想着终于能救儿子一把。没想到，毛毛拒绝手术。

当时毛毛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运气好，妈妈这颗肾脏可以维持到我30多岁，之后怎么办？”

这个困扰了毛毛的爸妈一年的问题，是毛毛自己上网查到的。毛毛发现肾移植十年存活率也就60%，而且术后的排斥反应不可避免，一般一颗肾脏的寿命是在5到20年。他用这些看来的数据来拒绝母亲。

毛毛的爸爸告诉我：“这孩子的心事一直很重。”

他们一家住在医院附近的棚户区，毛毛的爸爸总在街角等日结的零工，毛毛的妈妈除了照顾儿子，还去做保姆、到工地上做饭。当年，换肾的总费用得四五十万，手术和药物的花费并不是大头，主要是给捐赠者的家庭提供一笔“丧葬费”，甚至还有“中介费”。这是我们那边捐赠者和病人之间不成文的规则。

一年里，这个家庭唯一的治疗方案始终没能得到毛毛的认同。对毛毛的爸妈来说，自己以往的人生经验根本派不上用场，他们花光心思也只能想出几句安慰的话：没事的，都会过去的，一定会好的。

毛毛的妈妈每天盯着他吃定量的饭，喝定量的水。为了使血管承受反复的穿刺方便透析，毛毛的左手做了“内瘘手术”。从那以后，毛毛的妈妈就会看着毛毛，不能用左手提重物、戴手表，睡觉时不能用左边身子侧躺，穿脱衣服都要先穿或先脱左手的。

毛毛的妈妈用她的大嗓门时刻提醒各种注意事项，带着毛毛跑上跑下做检查、做透析，竭尽所能要把儿子从死神的手里抢过来。她知道儿子爱吃什么却不能吃，想做什么却不能做，透析时的痛苦，忍住的眼泪和折磨，她都看在眼里。所以当一线生机出现的时候，说什么也要抓住。她总是说着车轱辘话，反复说服毛毛收下自己的肾脏。

听到这里，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即便见惯了生死的医生，也不敢坦然说自己不畏惧死亡，但毛毛这个孩子，竟然敢于拒绝求生的机会。

为了让毛毛康复，毛毛的爸爸动起了偷偷卖掉自己肾脏的念头。他想用卖肾挣来的钱给毛毛买一颗肾，让儿子安心接受手术。他到处打听所谓的“中介”价格，想把自己的肾卖个高价。我值夜班时接到的“肾脏黑中介”电话，其实是毛毛的爸爸最后一次做卖肾的尝试。他在外面道听途说的行情都是卖一颗肾能换几万块钱，而买一颗肾要花几十万。他给我打电话，是想知道自己的肾能不能卖更高的价钱；他还想知道，是不是真的能瞒着毛毛把这手术做了。

毛毛的爸妈决定骗儿子一次。他们谎称等到了捐献者，而且社会上有好心人捐款。“手术的钱都凑得差不多了，又这么幸运得到了名额，孩子你得来做啊。”毛毛的爸爸的语气近乎哀求。毛毛终于答应了。

这次谈话中，毛毛的爸爸以卑微的姿态、近乎讨好的语气，哈着腰攥着我的手不住地嘱咐：“千万不能说啊！”那样急迫的神情甚至让我担心，下一秒他就会跪下来。

“主任和科里都知道了吗？”之前我也碰到过一些癌症晚期的患者家属让我们帮忙隐瞒病情。但毛毛的状况太特殊了，我不能擅自答应这样的委托。

“我和主任说过，都知道的。”毛毛的爸爸回答。

我松了一口气，点点头应了下来。

答应了毛毛的爸爸保密的请求，我就不太敢跟毛毛说话了。之前我希望和毛毛多聊聊，但是他不太愿意搭理我；现在只能和他谈治疗上的事，就怕聊别的他会问我妈妈去哪了。

毛毛像个小木偶一样接受着各种难熬的治疗。他总是忍着，很少有反应，我摸不透他的情绪。我总觉得他是一个聪明且早熟的孩子，虽然很少表达自己，其实心里已经默默地起了怀疑。

原本只是毛毛的爸妈之间的秘密，逐渐变成了全科室医生护士共同的秘密。离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仿佛处于一级戒备中。那段时间，不管谁代班，主任都会提醒一遍。甚至连查房，我们都生出了一种阅兵的仪式感，大家互相一点头，整整齐齐迈入毛毛的病房，一切尽在无言中。

护士长指定了两位护士轮流照顾毛毛，尽量避免太多人和毛毛接触，暴露了秘密。

结果搞得不知情的护工阿姨都在八卦，是不是毛毛家有什么特殊背景，“咋还成了VIP呢”。

毛毛并不总是一声不吭，他偶尔会和爸爸说两句话，问的都是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毛毛的爸爸并不是一个善于撒谎的人，只是敷衍地告诉儿子：妈妈出去打工筹钱了。

毛毛的疑问变成了毛毛的爸爸的催促。每次见我们来查房，毛毛的爸爸总要问上几遍“什么时候手术？”，而毛毛就坐在床上，低着头。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听我们的对话。

手术前几天，毛毛住在四楼，毛毛的妈妈住在三楼。毛毛的爸爸主要陪护儿子，偶尔找个借口溜下楼照顾妻子。我们和毛毛的爸爸艰难地守着秘密，面对毛毛探寻的眼神，我不知道毛毛的爸爸还能在这样的内外焦灼中坚持多久。

终于扛到了手术前一天，我走进病房通知他们父子。毛毛闻讯，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偏头看了看爸爸。这是这个“小木偶”这些天来第一次表露自己的情绪。

我又下楼给毛毛的妈妈做术前谈话。她满脸不在乎，一如既往扯着大嗓门，总是在我说到一半的时候打断我，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她儿子：最近毛毛的病情有没有变化，术后排斥反应发生概率有多高……

毛毛的妈妈总是不认真听我的医嘱。我多次劝她多吃点有营养的，她的术前检查显示是贫血，血压还有点高，可她大大咧咧地说自己身体好得很。我说得紧了，他们夫妻俩就煮一份白菜，算是“补营养”。

我叹了口气，将风险及注意事项讲完，最后问他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夫妻两人对视一眼，毛毛的妈妈缓缓开口：“医生，明天拜托你们，千万不要让毛毛见到我。”这是她第一次心事重重地和我说话。

手术当天下着小雨。早上查房时，毛毛的妈妈已经去二楼准备手术了。我望了望这个女人的病床，被褥被整齐叠好放在床头，床旁的柜子上，属于她的物品只有一个杯子，一只暖瓶，还有床下仅有的一双她来时穿的旧布鞋。

到了麻醉间，毛毛的妈妈已经躺在手术推车上。她双手拢在胸前，身体看着有些僵硬，凌乱的发梢露在手术帽外面。她收起了大嗓门，罕见地安静，眼睛不时瞥向手术室的大门。我看出了她的紧张，安慰她：“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毛毛就在旁边。”

听到毛毛，她的眼神一瞬从望向冰冷的天花板转向我，像是突然对上了焦点，然后生涩地冲我挤出一个笑：“好嘞，好嘞，医生，我不害怕，不害怕……”我能感觉到，她大大咧咧的语气里有一丝颤抖。

仅一墙之隔，毛毛就坐在儿童麻醉诱导间的角落里。泡沫地垫上摆满了玩具，投影电视上放着动画片，空气中也弥漫着草莓味的香氛。这个房间以前的来客大多是几个月到几岁的小朋友，毛毛是这里来过的最大的孩子。为了毛毛的妈妈昨天的要求，主任特意拜托了麻醉师将这对母子分开。

我走过去轻轻打了声招呼，进行术前核对。他眨着大眼睛听我说话，反应比妈妈要平静得多。要进手术室了，毛毛向爸爸告别，主动伸出手，拉住了我。我这才发现，他的小手特别凉。脱下肥大的病号服，我第一次看到毛毛瘦小干枯的身体，皮肤紧紧地贴着骨头，每一道肋骨都清晰可辨。贫血使他看起来灰青灰青的。

手术台对这个瘦小的男孩来说有点高。“你自己爬上去还是哥哥抱你上去？”我低下头询问他的意见。

“我自己上。”毛毛的声音很小，但吐字清楚。

我找来小板凳，让毛毛踩着上了手术台。头顶的无影灯或是床头的麻醉机引起了他的不安，他的双手紧紧抓着被单。毛毛太瘦小了，躺在手术台上只占了中间窄窄的一条。

此时手术室里只有心电监护仪的嘀嘀声和麻醉机工作的声响，头顶的无影灯洒着惨白的光。面罩中七氟醚的味道有些刺鼻，麻醉师提示我准备静脉给药了。

我趴在毛毛耳边说：“从一数到十，再醒来时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他颤巍巍地开始数：“一、二、三……”看着毛毛慢慢合上眼，我不禁在想，如果他知道了真相会是什么反应。

“主刀医生陈述手术名称。”巡回护士的声音响起。“同种异体肾移植术。”主刀医生随即回答。

“切口部位……”“预计手术时间……”“麻醉关注点……”作为手术第一助手的我，思绪有些不合时宜地飘忽。透过手术室门上的玻璃，我向走廊外望了一眼。主刀医生轻碰了我一下，有点责怪地向我使了个眼色。目镜后的眼神也同样复杂。

一个小时前，毛毛的妈妈的手术已经开始了。很快，一个装满保护液的金属盆从隔壁送了过来，里面装的是毛毛的妈妈的肾。这颗新鲜的肾脏呈暗红色，圆润厚实，已经精心处理过，多余的脂肪被裁掉，血管修剪齐整，便于进行下一步的血管吻合。

毛毛自己的肾脏已经萎缩成小小的一只，很薄，像一个干瘪的苹果。术后毛毛体内会有三个肾脏，两个自己的，一个母亲的。第三颗肾脏，将负担起延续生命的重任。

我配合着主刀医生划开毛毛的皮肤，把毛毛的妈妈肾脏上的动、静脉与毛毛的连通。放开血管夹的那一刻，这颗肾立刻充盈了起来，鲜活的红色在肾脏内鼓动。慢慢地，清亮的尿液从移植肾的输尿管残端流出，毛毛的妈妈的肾脏开始在毛毛体内工作了。

手术结束，我把还在昏睡中的毛毛推进了复苏室，毛毛的妈妈已经先在那里。复苏室不大，两张床并排挨着，母子俩仿佛躺在一张床上。毛毛不知道，毛毛的妈妈也不知道，母子俩都还没清醒过来。我也算是遵守了和毛毛的妈妈的约定，没让他们见面。

为了观察麻醉后病人的意识，我拍了拍毛毛的妈妈的肩膀，喊了声她的名字，告诉她毛毛就在旁边。“嗯……嗯……”毛毛的妈妈口齿含糊地应了我一声。此时，毛毛还在沉沉地睡着。这次短暂的“见面”只有不到10分钟，毛毛的妈妈得离开了，在毛毛苏醒之前。

毛毛在术后恢复得不错，原来那个沉默寡言心思沉重的小木偶变得明亮了起来。手术后，毛毛的爸爸在四楼和三楼的病房之间来回跑，但多数时候他都守在毛毛这边。

毛毛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毛毛的妈妈的情况却愈发严重起来。一天晚上，毛毛的妈妈自己去卫生间时突然晕倒在里面。同病房的病友听到声响赶来，毛毛的妈妈已经没有心跳了，血压很低。毛毛的妈妈住进了ICU（重症监护室），医生多次下发病危通知。毛毛的爸爸知道，他得随时做好准备。

我明显感到毛毛的爸爸唉声叹气的次数愈发多了起来。他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力气，眼神黯淡了不少。这个家庭快熬不下去了，或者说，我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快熬不下去了。之前是这对夫妻一起来保守秘密，现在只剩毛毛的爸爸一个人来扛了。

一个天气闷热的下午，我走出办公室想透透气，隔着安全通道的门玻璃，又看到台阶上毛毛的爸爸佝偻的身影。他把头埋得很低，一只手攥着那包总是被他称为“给别人抽的”皱巴巴的烟，身旁已经零星散落了两三个烟头。我想上前询问一下，却突然没了勇气，从门把手上收回了手。

就在毛毛出院的两天前，毛毛的爸爸在毛毛的妈妈的放弃治疗同意书上签了字。他哭了。这是我接触这个家庭以来，第一次见到眼泪。

毛毛的妈妈走了。对毛毛的爸爸来说，这将是一个永远也圆不上的谎言。

我潜意识里有点躲着毛毛，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妈妈为什么还没回来看他。

临出院时毛毛流露出少有的小脾气，他已经两个星期没看到妈妈了。毛毛的爸爸之前承诺，做完手术毛毛的妈妈就会回来。算一算，该见面的日子都过去好几天了。

“爸爸说话不算数”，毛毛小声嘟囔着，也只是嘟囔着，怎么抱怨也不见妈妈回来。毛毛变得和手术前一样，沉默不语，总是坐在病床上发呆，翻看那几本书。此时此刻，毛毛的妈妈留给毛毛的那颗肾脏就埋藏在他的下腹壁靠近大腿根的地方。新的肾脏在那里隆起成一个小包。

给毛毛换药的时候，他会一直盯着刀口看。我嘱咐毛毛，以后这颗肾都会在这个位置，睡觉的时候不要压到。伤口恢复拆掉纱布以后，他只要低下头很容易就能看到、摸到那里。毛毛依然很安静，神情谨慎地答应着。

我将出院材料交给毛毛的爸爸时，没忍住问出了口：“以后如何向毛毛解释？”刚说出口，我就有点后悔了。这个中年男人，眼圈隐隐地红了起来。

毛毛的爸爸沉默了非常非常久，久到我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他轻轻告诉我：“可能会先告诉他因为家里债太多，他妈跟人跑了，之后的事再说吧。”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我能理解这位父亲。世上如果有什么比生死更可怕，大概愧疚算是一个吧。

出院那天，毛毛脱下宽大的病号服换上自己的衣服，一个人坐在床边。从他的表情里，我看不到一点即将迎接新生活的喜悦和兴奋。

我想起这一家三口入院那天，毛毛的妈妈兴奋地告诉我她来给儿子做手术。她身形壮实，穿着一件的确良的花衬衫，一手提着包袱，一手拉着瘦小的毛毛，笑容洋溢在脸上。毛毛的爸爸则带着点木讷，在一旁老实地点点头，应和几声。他的皮肤黝黑粗糙，微微佝偻着身子，背上扛着花布包袱，里面捆着衣服、被褥，手里还拎着暖壶、拖鞋、脸盆、饭缸，像是把家里过日子的东西都搬来了。

现在，毛毛的爸爸在一旁默默地收拾东西，忙着把暖壶、饭缸、拖鞋、脸盆一件件收起来，将铺盖卷包进花布包袱里。要带走的东西和一家人入院时差不多，只是毛毛妈那双破旧的布鞋此刻还放在她的病床下，和被褥衣服一起，摆放得整整齐齐。毛毛妈的东西不用带走了。

那个夏天，我们所有人共同保守的秘密，现在就藏在了毛毛的身上。

《白色记事簿》作者陈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