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雾/撰文

翟若冬/图片

[1947年军需学校政委张庆孚与第一期女学员合影。]

#军队院校历史沿革#原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可谓名闻遐迩。它坐落于武汉市汉江北岸的罗家墩。校园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楼群高矗，军歌嘹亮。是我军一所教学水平高、科研实力强，为全军培养军事后勤军官的重点院校。然而，回溯70年前的尘封历史，这个学校与遥远的白山黑水，还有着一段血脉渊缘。她的前身就是诞生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民主联军军需学校”。

（一）适应战争需要，创建专业学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鉴于东北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共中央迅速派遣2万名干部和11万官兵，从延安等关内解放区向东北挺进，会同东北抗日联军部队，于10月31日在沈阳组建了东北民主联军。这时，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也向东北大举运兵，企图消灭我军独占东北。由此，在广袤冰封的黑土地上开启了国共两党决战的序幕。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民主联军根据中央指示，利用国民党军战线延长、兵力分散、暂难继续大举进攻的时机，集中力量清剿残余伪军和土匪，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同时，加紧部队的整顿和建设，尤其是院校训练工作摆上了重要位置。陆续在佳木斯、通化等解放区创建了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医科大学和炮兵、工兵、测绘、通信、军需、汽车、航空、外国语等各种专业学校。7月份，民主联军后勤部决定，创办东北民主联军供给学校，并确定了“培养大批政治坚定的供给人才，适应与配合整个战争的需要”的教学目标。随即选调后勤部供给部长高志洁担任校长、后勤部秘书长张庆孚任政委。这时，民主联军后勤部驻在合江省（现属黑龙江省）省会佳木斯，供给学校也设在该市。

建校伊始，一切都白手起家，高校长带人奔走于城区各处，选定了原伪满的一所小学和铁路职工宿舍改建学校。日本投降后，该房产无人管理遭致破坏，只见断壁残垣，野草丛生，门窗都被扒走。校领导带领大家以及雇请的几位泥木工匠，清除垃圾，搬运砖瓦，修缮校舍，平整操场，把附近原日伪一座军械仓库改建成大礼堂，经过紧张艰辛的努力，按期完成了校舍修建任务。与此同时，张庆孚政委到驻哈尔滨的部队和地方政府，选调干部和专业教员，正式开课时全校干部和教员共13人。第一期招收学员183人，编为1个学员队，学制为1年。主要是在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富锦等地区招收的青年学生、工人和自由职业者等。招生人员先在各地街市张贴广告，然后在指定地点组织考试，内容包括数学和时事性命题作文，如“怎样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等。当时的历史背景处于社会动荡和大变革时期，东北民众饱受日本侵略压迫多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激发了青年人奔向社会干一番事业，以图改变人生命运的理想。许多青年学生看到布告或听到消息后纷纷前来报名。另外，还接收了部分部队学员，包括内蒙骑兵部队选送来的10多位蒙古族干部战士，有的能说流利的汉语，这些学员一般都经过战争考验。

1946年10月10日，学校隆重举行了第一期开学典礼。学校规模虽小，但却是联军后勤部的一件大事，党政军领导都给予了很大关注。合江省主席李延禄、民主联军后勤部长钟赤兵、政委杨至成、副部长贺诚，以及合江军区政委张启龙等领导莅临典礼并发表讲话。中共东北局、民主联军总部等机关、单位赠送了锦旗表示祝贺。1947年2月，学校更名为民主联军军需学校，民主联军刘亚楼参谋长到学校宣布命令。

随着战争形势发展和部队需要，教学规模逐步扩大。1947年扩编成6个学员队，1948年扩编成8个学员队，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共招收3期学员，为部队培养后勤干部1776人，除少数留校或分配地方政府部门，多数被分配至民主联军各部队。大批学员走出校门，直接奔赴前线作战部队。他们当中不少人在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6年佳木斯，军需学校礼堂]

[1946年学校校舍]

（二）强化政治教育，塑造军人形象

学校初创时期，政治教育在教学中占据重要位置。学校着眼于学员思想改造和阶级立场的转变，组织理论学习和日常政治教育，既体现了我军的革命传统，也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这一时期从地方招收的学员，其家庭出身、本人经历等情况各异，政治态度和入学动机也不尽相同。其中许多人或饱尝亡国奴的痛苦，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或对国民党政府不满，满怀革命热情，为追求光明和真理，毅然投身革命。但是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寻求职业、找出路，或者为逃避封建婚姻而来的。针对学员的政治思想状况，学校党委要求政治部门进行了学员政治质量统计、分析和思想调查，制定了政治教育计划。用时占总教学时间的1/3左右，分三个步骤实施。

一是学习理论，转变个人思想。第一、二期学员政治教育设置了7个专题，包括沦亡“14年的东北、20年来国民党的统治、共产党与解放军、苏联问题、美国问题、阶级分析与土地问题、人生观问题”等。从第三期学员开始，鉴于东北我军力量逐步壮大，整体形势根本改观，开设了《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授课任务主要由张庆孚政委和教务处、政治处领导承担，还邀请合江省委、军政大学合江分校、东北大学、合江日报社等干部和专家学者讲课。张庆副孚政委身材高大偏胖，戴一副黑边眼镜。是1925年由恽代英介绍入党的老党员。曾任黄浦军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师政治部主任、上海法政大学教授、民主联军后勤部秘书长，资历深厚，知识渊博。在大礼堂做报告时，学员有什么问题可写纸条传到台上，他逐一仔细解答。有一次为全校作报告，坐在讲台上打开皮包翻了半天也没找到提纲，当时又没有秘书。只好自己回到办公室，气喘吁吁的取来讲话稿。虽延误了一些时间，但大家毫无怨言，结束时仍报以热烈和敬佩的掌声。在学员讨论时，提倡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学习空气非常活跃。有时熄灯号响了，教室里还灯火通明，为了辩论一个观点，学员们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直到辨明是非方罢休。

二是联系实际，进行历史总结。目的是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坚定政治方向，弄清历史，纯洁队伍。一般是先搞思想动员，要求学员不隐瞒自己的历史，大胆暴露错误思想，每人要联系社会环境、个人经历和思想演变情况写出自传。然后，个人在班里宣读自传，大家开展思想互助，可对别人的自传提出疑点，反复补充修改，认为真正讲清了出身、历史和社会关系，才能通过自传。对政治历史有问题的进行调查甄别，发现了个别日伪时期有罪行的人员，随即做了清除遣送。第二期学员开展历史总结时，正值东北土地改革暴风骤雨般进行时期，“三查五整”运动中“左”的错误倾向，也影响到学校。有的队曾出现对有疑点及平时缺点较多的人进行威胁打骂，致使一名学员在菜窖里上吊自杀。出现这一问题后，张庆孚政委严厉地批评了学员干部，并强调再发生类似问题，要追究责任，绳之以法。因此，第三期的历史思想总结则进行的比较健康顺利。

三是日常教育，培养思想品质。校长高志洁经常对大家说：后勤工作是战争的一部分，工作的好坏对军队胜利或失败有着决定的意义，离开学校以后，要发挥才干为部队服务。这一时期，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不断有重大事件发生。学校就因势利导，教育大家随时准备上战场，去为革命战争服务。1947年年3月，国民党向解放区重点进攻，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学校及组织了时事报告会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誓师会，引导大家努力学好专业知识，随时准备赴前线参战。

[1948年佳木斯，女学员毕业合影]



[1948年毕业部分学员]

[1947 年，部分学员队干部]

[学校某学员队开支部会]

（三）精心组织教学，夯实职业素质

学校在教学上坚持为部队服务，为战争服务的宗旨，贯彻学用一致、快出人材、多出人材的原则。第一期，根据部队急需财会人材的情况，开办的1个队是会计队。设置了簿记、会计、统计、被服、粮秣、军械，营房修缮、后方勤务、军事常识等课程。第二期，开设了３个会计队，１个经理队、１个文化队。经理队以学习粮秣、被服、军械及军事常识为主。文化队主要是学文化，然后转升入下一期专业队。第三期，随着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部队迅速扩大，军需生产发展很快。于是，增设了２个兵站勤务队和１个政教队。兵站勤务队学习粮秣经理、被服经理、兵站勤务、财政会计、被服会计、粮秣会计；政教队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和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

学校创办初期，没有正规教材，也缺乏相关资料。但校领导原来多是红军、八路军后勤工作的行家里手，他们组织大家贯彻“以我为主，适当借鉴”的原则，自己编写教材。校长高志洁编写了《粮秣经理》并亲自讲课，教育处长黄德和结合在延安曾担任过部队财务科长的体验，编写了《军事财政会计》。尤为难得的是，民主联军后勤部杨至成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还为学校编写了《后方勤务》教材并亲自讲了课。他曾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后勤部长、抗大校务部长，具有丰富的后勤保障经验。所以，后方勤务课讲的非常生动实在，很受学员欢迎。同时，学校还研究借鉴了外国和国民党军队的有关资料。翻译了日本的《珠算大成》，简编成教材。讲工厂管理和成本会计时，由于缺乏这方面知识，就参考了日伪、国民党工厂管理的一般原则，结合党和军队的有关政策制度编成了教材。

在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员的操作能力。例如，讲财务课时，不仅向学员展示各种簿记的图表，还把某师的经济业务分录、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等绘成“账务处理关系图”；讲被服、粮秣、军械课时，教员搜集了很多实物、图片，加深学员对问题的理解；讲军事课时，梁子平队长把真手榴弹当教具，为确保安全，把课堂设到一口枯井旁，他坐在井沿上（出现意外可随即把弹扔入井里），边讲解边演示。教学中还组织过击鼓传花问答、作业展览、珠算比赛等活动，使枯燥的业务课平添了几分活力和乐趣。

学校还开展了战场实践活动，1947年年6月，民主联军发动四平攻坚战时，区队长张森奉命率14名学员参加物资运输工作。1948年夏季，为保障我军冬季服装供应，佳术斯市发动群众制作棉衣，学校派学员们参加宣传动员，组织原料发放和成品验收入库。1949年，东北野战军入关后，东北战场缴获的物资急待清理前运，学校派100多名学员执行任务。通过此类战场实践活动，缩短了教学训练与实际工作的距离，也增强了学员为战争服务，为部队后勤服务的观念。1949年7月，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为学校题词：“加强教育，培养人材，提高业务。”表达了对学校建设的殷切期望。

（四）弘扬艰苦创业，搞好后勤保障

战争环境下，后勤保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而用于学校的经费十分有限。1947年、1948年每年尚能领到9个月的办学经费；到了解放战争最紧张的1949年只能领到6个月的经费。因此，当时的生活十分清苦。第一期学员入校后没有军装，而穿缴获的伪满警察的黑色警服。第二期发了单军装和棉军装各1套，佩带“民主联军”臂章，毕业时发五角型“毕业证章”。因被服厂缺少染料，军装颜色是用黄色炸药染的，发下来要先拿到江边用水漂洗，不然出汗会把皮肤染上色。冬天，因没条件洗澡，也没有衬衣换洗，学员普遍生虱子，有时晚上在电灯底下抓，也有的把棉衣挂到室外靠零下30多度的严寒冰冻，但仍不能杜绝。吃的粮食一般是高粱米、玉米馇子，也曾吃过发了霉的小米和豆腐渣，周日能吃顿馒头或大米饭，副食以白菜、土豆、箩卜为主，偶尔吃些豆腐和海带。每班2个马口铁小菜盆，每人1个搪瓷碗。学员住的是红砖平房，每屋住2个班，南北搭两排板铺，上边铺草垫子，过道中间放个桌子供自习用。冬天在屋子里生一个小火炉子，因煤不够烧，墙上挂着霜。学习用品比较匮乏，每人每月发2大张粗糙的学习用纸，2个月发1支蘸水钢笔尖，算盘长期使用，教材多属蜡纸油印，铅印教材很少。每人每月2元津贴费，仅够买点洗漱用品。

面对财经困难，校领导带领大家发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开源节流。组织学员利用课余时间，到佳木斯原日伪建筑的废墟里，拣砖瓦，扒钢筋，收集废旧物资，折卖筹集经费，到郊区刨开冻土、挖掘日伪电线杆的残根，拾取散落在田野上的秫秸，解决炊事和取暖烧柴问题。

学校几位领导克勤克俭，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化。政委张庆孚平时外出开会，乘坐的交通工具是4轮马车。有一次后勤部门给他送一篓苹果，他却执意将苹果送给学员吃。组织上为他配备2名警卫员，他只留下1名。校长高志洁，夏天只有一件衬衣，脏了就利用午休洗洗再穿。冬天，床上只有一床薄军被，管理员又从供给部领回一床棉被，他执意不收，还教育管理员不准为领导谋私利。校务处长阎同福，是1933年入党的老同志，在后勤工作中精打细算，严于律己。发放物资时坚持先人后己，甚至自己免发。在采买各种物资时，带领校务处的同志反复选择，花钱办事极其谨慎。

学校通过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找到了解决经济困境的途径。先后在佳木斯郊区、桦川县、乌兰浩特等地开办了农场、牧场、渔场、豆腐坊、粉坊、油坊、糖厂、肥皂厂和合作商店。为学校改善生活提供了大量粮食和副食，积攒了经费家底。学校自行解决洗澡、看电影、日用品、节日会餐费、文娱活动费等开支，约超过1亿元(东北币)。学校南下时把积累的经费，兑换成黄金129.89两，银元1,012块，购买粮食488,992斤。

[1948年佳木斯，军需学校学习模范班女学员合影]

〔1948年，军需学校女学员。〕

[1947年，在操场组织军事训练课]

[1980年代，王双印(左)与老同学李洪斌合影]

（五）坚持寓教于乐，丰富文化生活

佳木斯当时地处战略后方，号称东北的“小延安”。东北党政军机关和院校均集中在这里，东北电影制片厂当时就在相邻的鹤岗市（后迁长春），文化氛围比较浓郁。学校的物质条件虽很艰苦，但文化体育生活却生动活泼，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为配合教育，学校俱乐部和学员队排演了不少小话剧、小歌剧、秧歌剧等节目，几乎每月都举办一次文艺晚会。俱乐部主任王洪组织排演了小歌剧《一个裁缝之死》，剧情梗概是：一名国民党军官为了霸占一位女裁缝，杀害了她的丈夫，然后把她霸占了。四队学员徐培元、侯永胜和史丽妍是文艺骨干，演出的歌剧“兄妹开荒”和话剧“升官图”，唱功扎实，表演真挚，深受大家欢迎。这些节目大都是配合政治教育，达到激发阶级仇恨，提高革命觉悟的目的。学校的秧歌队在佳木斯也颇有名气，逢年过节或前方取得重大胜利时都上街，表演跑旱船、推花车、打花棍和高跷等节目。

在开展文艺活动中，第2学员队出了一位后来全国闻名的人物----《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的作者王双印。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会唱歌的中国人几乎都唱过这首歌。然而，王双印跌宕起伏的命运却鲜为人知。他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一贫苦农家，舅父在县城开了一家茶社，当地一些说书的、唱二人转的、弹单弦的、演皮影戏的民间艺人，经常被请到茶社献艺。王双印从小就在茶社干活，并跟艺人们学习吹、拉、弹、唱，练就了不凡的文艺功底。1947年8月，15岁的王双印考入军需学校，他不仅精通吹拉弹唱，还能编写节目，成为了学校演出队的台柱子。毕业后因为有特长，他被鲁艺文工团调去当演员。1964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席卷神州大地，在哈尔滨歌剧院当独唱演员的王双印受到感染，作为谱曲与本剧院词作者李郁文创作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随着这首歌一炮走红，王双印先后担任省样板戏剧团负责人、黑龙江省委委员和省文化局副局长。1972年，他率样板戏剧团进京汇报演出并受到江青接见，走上了政治生涯的巅峰。然而，“四人帮”被粉碎后。受江青接见以及为“女皇”唱歌一事，成为了他上“贼船”、表“忠心”的严重政治问题！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0年的政治审查。最后，他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直到1987年，王双印才被恢复党籍，分配到省艺术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94年，他62岁时举办了《王双印从艺四十五周年音乐作品演唱会》。当他放开浑厚的歌喉，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百感交集，热泪飘洒，全场观众掌声雷动。1999年6月，他因病在哈尔滨逝世。

军需学校的早晨和傍晚充满着欢歌笑语，篮球、足球等体育活动也很活跃。每逢大型集会之前，都要互相拉歌，嘹亮军歌此起彼伏。歌曲包括“抗大校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铁流两万五千里”、“延安颂”、“黄河大合唱”等。这些歌曲极大地激发了学员们的革命激情，影响至深。如，有一首演出队改编的《毕业歌》唱道：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

让我们去上前线!

我们没有什么挂牵，

但是总会有点留恋；

学习总不能求得完全，

要在工作中锻炼!

…………

快跟上吧，我们手牵手，

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

别了，别了，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别了，别了，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每当学员们毕业离校时唱起这首歌，无不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即使在70年后的今天，他们当中健在的一些老人吟唱起来仍激动不已，眼含泪花。

民主联军和地方的文艺团体也来慰问演出。如，军官教导团（国民党解放人员组成）的军官及其家属演出过《日出》、《雷雨》等话剧。学校每月组织学员徒步到市内看电影，常看的是“东影”拍摄的系列记录片《民主东北》，主要反映东北解放和土地运动的情况。如，《民主联军军营的一天》、《活捉谢文东》、《追悼李兆麟将军》，《三下江南》、《东满前线》、《战后四平》、《收复双河镇》。也有故事片，如，陈强主演的《留下他打老蒋》。剧情是描写我军部队住在老百姓家，一位年轻战士檫枪不慎走了火，把一旁的孩子打死了。部队要枪毙战士，孩子父亲找部队领导替战士求情。表现了翻身农民的阶级觉悟和军民鱼水关系。

1949年9月，学校奉上级指示乘火车离开佳木斯，随四野部队入关南下，抵达湖南株州建校办学。校名改称华中军需学校。华中军区军需部长杨至成兼校长，高志洁任第二校长，华中军区军需部政治部主任张庆孚兼致委，徐洪才任第二政委。学员招收2500余人，成为建校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期。建设新校舍，同样面临种种困难，学校依然是靠艰苦奋斗的精神去克服。所需各种建筑材料、粮食全由学员们身背肩扛运回学校。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学校开始成批地派出学员赴朝参战。同年10月，学校创始人之一，高志洁校长，在长期艰苦斗争中积劳成疾，患病医治无效，在汉口陆军医院逝世。

1946至1952年学校完成了五期学员的训练任务，为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家经济建设培养干部4768名。1951年1月，学校迁至武汉市罗家墩现址。之后，几经改编，数易其名。1986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学校改为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学校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建设发展时期

(特别感谢以下老军人接受采访或提供历史图片:王家贵、孙明山、胡志远、张慧茹、黄岩、文杰、孟庆林、王洪、李洪斌、杨荣贵、周凤英等)

〔1948年11月，第二期学员胡志远(左)、杜云峰参加辽沈战役结束后，在沈阳合影〕

[1951年，学校文艺宣传队演节目]

[学校部分女学员合影]

[军需学校1946届学员王双印(左4)、李洪斌(左6)等聚会哈尔滨合影]

[60多年后，军需学校第一、二期部分老学员在沈阳聚餐并合影，左起: 孟庆林、张慧茹、黄岩、孙明山、王家贵、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