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出现平民化与世俗化趋势，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宋明理学也在明朝达到了完善。 文学方面，还是比较有特色的，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三方面。

明朝调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从多方面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包括类书、政书、丛书、文集、总集、字典、词典、书目等等。其中尤以类书和丛书为最，其规模宏大、编制精密，不仅在中国属于空前，即使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明朝时期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大力总结主要是由私家学者来完成的，这又一次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封建王朝重人文轻科技的缺陷。

明代地理学著作与史学近似，前期多官修，后期多私修，这与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弱以及王学的兴起有一定的关联。方志的纂修在明后期也成为一种风尚。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明代继续发展，农学、医药学、金属冶炼等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

明后期着名的史学家有郑晓、高岱、王世贞、李贽、焦汯、严衍、谈迁、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他们把史籍分为国史、野史和家乘三类，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展面貌，有助于对史料更客观地进行对比研究和探索。

明朝末期耶稣会士竞相来华，给明清之际的中国带来了西方文化。与西学注入中国文化系统的同时，中国文化也经西方传教士的宣传介绍，在欧洲流播开来。在西方文化的传入和影响下，中国文化开始了新的征途。

图书方面：

明成祖时期，朱棣令编修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解缙率三千文人在三年时间内即告完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有范例、目录60卷，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

文学方面：

文学方面，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就是出于明朝。冯梦龙加工编辑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写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与“三言”类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凌蒙初编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发现的《型世言》（陆人龙编著）。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磐、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

永乐至正统年间，文坛上出现了以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明中叶，在反对台阁体冗沓文风的斗争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崛起，继而又有嘉靖、万历间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雄踞文坛。他们以复古为号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当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兴起时，文坛上又相继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

万历时期，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有以公安袁宗道、袁宏道与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他们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即有各种不同的文学。竟陵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主张独抒性灵，并且乞灵于古人，目的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金瓶梅

诗文方面：

明初开国时，刘基、宋濂等多以文名世，诗人高启所著古诗更是脍炙人口，永乐北迁后，诗文大都趋向文笔工整，词章藻丽，内容多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为解缙、三杨所提倡，帝王宫廷所支持，称“台阁体”。正统时，大儒薛瑄等仍以台阁体相标榜。但台阁体大都为应制、应酬之作，缺乏活力，逐步为一部分士大夫所不满，至弘治时，被称为拟古派的复古运动遂应运而起。

拟古派的文学复古运动前后掀起两次高潮，时间达百余年之久。第一次高潮称为前七子时期，从弘治时期开始。代表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而以李、何为首。他们树起“复古大旗”，“文称左迁，赋尚屈宋，古诗体尚汉魏，近律则法李杜”，理论上以“文必秦汉，诗比盛唐”相号召。第二次高潮从嘉靖时起，称为后七子时期，代表人物是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而以李、王为首。李文所作至“一字一句摹拟古人”，王世贞影响更大，天下无不争效其体。在政治上，“前后七子”，大都是反权贵的，他们在官僚地主中属于中、小地主阶层。在文体上，拟古派反对台阁体，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的改革运动，但随着时间的转移，他们则成为保守派，阻滞了文学的发展。明中期的文学领域中，从沈周开始，直至正德时的唐寅、文徵明、祝允明，都是中小地主阶层的在野派，他们不仅精于诗文，且擅长诗、画，唐寅才华横溢，其狂放不羁在封建社会中也是罕见的。他们受商品经济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勃兴的影响，企图摆脱传统文学框架的束缚，颇有朦胧的个性解放的特点。

在嘉靖时极力反对拟古派而又独来独往的文士在江浙有徐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在四川还有杨慎等人。

万历时，坚决反对拟古派复古运动的公安派、竟陵派又在文坛兴起。后两派都是湖广的文学流派。公安派有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三兄弟，而以袁宏道最为突出：竟陵派有钟惺和谭元春。公安派是拟古派的死敌，此派一洗学人追尚拟古派的局面，为文为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派与李贽、汤显祖为至友，习性、好尚皆有相同相通之处，也都具有一定的叛逆意味。

宋濂

小说方面：

明代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最著名的为《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和《金瓶梅》。《水浒传》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创作的，是根据宋元以来有关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的话本和杂剧编写而成。塑造了不同性格的反抗者的典型形象，歌颂了农民战争，同情他们“逼上梁山”的悲愤的遭遇。此书对长期受地主剥削压迫的农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特别是对明末农民起义有深远的影响。水浒的故事在各地广泛流传，有的演为戏文，或从说书人的口中传播开来。

罗贯中根据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编写成的《三国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根据历史编成的小说。书中描写了魏蜀吴三国之间复杂错综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塑造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形象。

吴承恩作的《西游记》通过各种神化的故事和人物，揭露了明统治者的腐朽以及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同时歌颂了中国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坚决向一切灾害困难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品质。但作者还不能摆脱“佛法无边”和“轮回”、“报应”等宿命论的思想。

署名兰陵笑笑生撰的《金瓶梅》，刻画了封建社会中大商人、土豪劣绅家庭的骄奢淫侈生活以及他们勾结地方官僚和最高权贵宦官的罪恶活动。所写的还有世俗的风土人情。但淫秽行为和变态心理的描绘使该书减色不少。

明代长篇小说比较著名的还有《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遂平妖传》、《禅真逸史》等。此外，明代的短篇白话小说《三言两拍》，即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和《喻世明言》，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更为流传。《三言两拍》中有很多封建糟粕，但其中某些篇章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对男女之间的自由爱慕给予充分的同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娘》、《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这些小说后被改编为戏曲，几百年来，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戏曲方面：

在明代，杂剧已日益衰落，来自民间的南戏却不减昔时之盛。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士人的提倡，戏剧已成为城市居民不可缺少的文化活动。

江南各地的地方戏非常流行，有余姚、海盐、弋阳诸腔。嘉靖时，昆山乐工魏良辅和剧作家梁辰鱼合作创成昆曲，用笛管笙琶合奏，以后传入北京，也成为北京流行的戏曲。传奇方面，经明初文人的改编润色，宋元时的南戏《荆钗记》、《拜月记》、《白兔记》、《杀狗记》等，被称为荆、刘、拜、杀，即明初的四大传奇。其后，汤显祖有《还魂记》、《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被称为“临川四梦”，以《还魂记》最著名。明朝的传奇打破了传统规格，情节也更加复杂。汤显祖是万历时期著名的戏剧作家。他反对在传奇的写作上过分讲求音韵和格律，所创作的剧本也打破了音韵、格律的限制，而注意其结构和思想内容。代表作《牡丹亭》是明代传奇艺术的高峰。晚明的作家高濂的《玉簪记》和周朝俊的《红梅记》都是仅次于《牡丹亭》的写情的出色作品。另一戏剧家李玉所写的传奇《一捧雪》和《清忠谱》，直接揭露严嵩、严世藩父子和宦官魏忠贤的罪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明朝的文学与戏剧在对“情欲”的描写上是较为开放的，例如《牡丹亭》一剧中就充满许多对少女情怀的正面刻写。

思想方面：

明朝初期把理学推向至尊位置、实行八股取士之后，程朱理学便成了封建政治教条而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虽然也产生了几位所谓的理学名家，如薛萱、吴与弼、胡居仁等，但也都是些死守先儒的教条。明英宗以来，明朝的政治统治有所动摇。这使得封建统治者中部分文人不得不寻求新的理论以挽救地主阶级面临的社会危机。于是出现了以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的王学。

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了程朱理学为官方学术和皇朝统治思想，王守仁“心学”的崛起与广泛传播，反对圣贤偶像、封建礼教束缚的“异端”思潮的滥觞以及明后期反理学或心学空疏误国，倡导“实学”这样曲折的过程。各种学说并立，名家辈出与有识之士对理学或心学的修正批评，以及启蒙色彩的新思想的出现，为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进步思想家总结和终结宋明理学，批判封建专制统治，为早期启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创造着思想条件，也为明清之际实学高潮的形成推波助澜。

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并且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更进一步的强化此方面的论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而李贽则更肯定“人欲”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而随着西学的传入，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明末之际，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异族的入主，哲学家开始更多的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

而明代晚期书院的兴盛，冲击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例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进而造成东林党争。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 。

在社会急剧变动的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人尖锐的反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已经达到了民本传统和的极限，具有一种冲破千年专制网罗之潜势，一旦新的阶级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这种文化精神，经过改造，便将直奔民主主义。但是由于清军入关，这一线民族主义被推迟了两百多年。

王阳明

王阳明，世称阳明先生。著作有《王文成公全书》。因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而被后人并称“陆王心学”，或简称王学，也称阳明心学。阳明心学以“心”为本体，以“致良知”为目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观点
　　

来源和阐释

“心外无物”

“心外无理”的心本论

“心者身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凡知觉处便是心”

“心”即“我的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者”。

“先生游南镇，一友人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听言动，即事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

心”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伦理道德原则。

“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心虽主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知行如何分得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事，故有一念发动虽有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实质是恪守儒家伦理，成为圣人。

“致良知”的伦理学说

和修养论

“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是非之心，不滤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明明觉者也”

“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致良知，不假外求”，“若能向里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

为什么？“臂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

如何“致良知”？“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上级，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所以在本质上与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没有什么两样。

王门“四句教”的教育观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露、雷、电、阴霾、噎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此。……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二君以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

与王守仁同时的还有两位气本论思想家，即王廷相和罗钦顺，两人都主张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原，理在气中，气变理也变，既批判了朱熹“理在气先”和“理与气是二物“的说法，也反对阳明“心学”，和王守仁进行了多次辩论，强调天地万物绝非心的产物。

泰州学派——阳明左派：

王守仁死后不久，其学说开始分化为左派和右派，并逐渐向下层转移。阳明左派以王艮、颜钧、梁汝元、何心隐、李贽为代表，他们不仅更加反对程朱理学，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礼教也有微词。该派以王艮居首，倡导发挥人之自然本性，比较接近广大下层民众，其学说已经多少改变了原来巩固封建统治的性质，被视为异端，特别是李贽，被人称为“异端之尤”。又因为王艮是泰州人，所以该派又叫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王艮：王艮，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创立者，有《王心斋先生遗集》。认为“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凡涉人为，便是作伪”。著名命题是“百姓日用即是道”。又有“淮南格物说”：“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如格式之格，即洁矩：吾身是“本”，是个“矩”：家国天下是“末”，是个“方”。矩正则方正，强调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以“安身立命”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因泰州在淮河以南，故名“淮南格物说”。

李贽：李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师出王艮之子王襄。著作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温陵集》、《初潭集》等。其思想深受王守仁和泰州学派影响：李贽公开以“异端”自居，毕生以反对礼教、抨击道学为己任。其思想受王守仁和泰州学派的影响很深。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观点
　　

来源和阐释

以心为本的“童心说

”伦理哲学观

继承并修正王守仁的“良知”说，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童心”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 失却真心 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心之初也。” 因此，所谓“真心”就是普通人所说的真心真意，是对“自然人性”的肯定，是对人的最初的纯真“欲望”的肯定。从“童心”说出发，他批评了当时的假道学家和八股文，认为八股文是一篇篇失去了童心的假话空话。从这里出发，李贽抨击了整个封建礼教和儒家道学，建构出了他的利义观、自然观、历史观和文学观。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利义观

李贽所谓“童心”，其实就是“人欲”。依照他的意思，人们的道德观念、世间万物之理，既不是王阳明的“良知”，也不是朱熹的“天理”，而是人们对“衣”和“饭”的实实在在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要求：“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趋利避害，人人同心”，人们的“私欲”、“物欲”，乃至“好色”、“好货”，就是“自然之理，必至之符”，因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如无私，则无心矣”

李赞为“私”和“利”辩护，是明代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商人抬头的标志。

“经史相为表里”

的历史观

“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何以彰事实乎？”

“经”指现实政治思想儒家学说，“史”指的是历史编纂的方法和内容。二者相结合才能使历史研究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他由此把批判推及到整个封建道学，指出儒家经典六经、《论语》、《孟子》不过是史官臣子对当时政事的赞美之语，或是迂阔的门徒的随手笔记，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一思想在当时简直是大逆不道了。

以气为本的自然观

世界“惟是阴阳二气”，“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自然观方面有唯物主义倾向。

文学方面

李贽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将《西厢曲》和《水浒传》称作“古今至文”，并将它们与六经、《论语》、《孟子》并提，在当时颇有影响。

以王艮、颜钧（山农）、梁汝元、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比较接近人民、同情人民，他们的学说已经多少改变了原来巩固封建统治的性质。

启蒙思想：

明末清初社会鼎革之际，一批思想家在总结明亡教训时，开始把目光投向专制君主。出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方以智、唐甄、傅山、陈确等为代表的许多杰出学者。

黄宗羲和唐甄的思想：黄宗羲，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的斗争，几遭残杀。明亡后返回故里，课徒授业，著述以终。一生著述大致以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五十余种，近千卷。后人编有《黄梨洲文集》。他治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经世致用。

观点
　　

来源和阐释

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观

把锋芒直接指向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害——国君。“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因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而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失，固其所也。”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肯定“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在清初不胫而走，引起有识之士的共鸣，对清末民主思想的兴起，亦起过鼓动作用。

经世务实的历史观

黄宗羲在各种学问中尤以史学成就为最。他的主要著述几乎都是历史方面的。认为“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 “国可灭，史不可灭”。他论史注重史法，强调政实可信。所著《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开清代浙东史学研究之先河，对研究明代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发展很有价值。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以研究历史著称的浙东学派。

与黄宗羲同期的唐甄是清初批判君主专制的又一健将。他通过对“君日益尊，臣日益卑’的君主集权过程分析，指出专制权力造成双重恶果，一方面，使“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之不类于我”，势尊无加：一方面则形成“自尊则无臣，无臣则无民，无民则为独夫”。

顾炎武的思想：顾炎武，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自二十七岁起始撰《天下郡国利病书》。明亡后曾多次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潜心著述，不再入都。学问广博，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后世学者或是继承了他的为学方法，或是发扬了他的治学精神，不仅演成了乾嘉汉学的鼎盛局面，而且取得了清代学术文化多方面的成果。

顾炎武

观点
　　

来源和阐释

“舍经学无理学”

的哲学观

顾炎武承继明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他赞成张载关于“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承认“气”是宇宙的实体：“盈天下之间者气也”，“非器则道无所寓”。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认为“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应该结合，并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句古训，肯定社会历史（“文”）的探讨和操守气节（“耻”）的砥砺同样重要。在面临着以什么取代心学的抉择这个问题上，他选取了经学，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提出了“舍经学无理学”的命题。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观

顾炎武明确区分“国家”和“天下”两个概念。认为“国家”指一家一姓的王朝，“天下”则是万民的天下。他大声疾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梁启超把顾炎武的这一观点总结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提出了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即“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实际是要改良现行封建制度中的君主“独治”，实行“众治”。

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者王夫之：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明亡后也同样多次参加抗清斗争。后徙居于湘西石船山下草堂，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垂四十年。一生治学以北宋唯物主义学者张载为宗。他治学领域极广，目的在探寻“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以便经世致用。他学术成就宏富，尤以哲学、史学、文学最为卓著。生平著述极富，多至百余种，四百余卷，惜生前未得刊行，渐至散失，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化”论，对宋明理学做了批判性的总结。“气”和“器”是物质实体，而“理”和“道”则是客观规律。他用“氤氲生化”的命题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看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对立统一之中，承认“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认定“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由此而建立了他的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指出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发展过程。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是随着环境习俗的变化而变化的，否定了“人性不变”的说法。在知行关系上，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和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强调行是知的基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总之，王夫之已经初步用辩证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研究事物，把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王夫之在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维护封建中央集权，但要求改革政治，主张限制君权。在历史观上主张历史研究要针对现实社会的需要提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他还继承和发展了唐代学者柳宗元重“势”的思想，提出“理势合一”的历史进化论，认为“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

观点

来源和阐释

以气为本、“氤氲生化”的哲学观

针对宋明理学 “道在器先”、“道本器末”的唯心主义观点，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无其器则无其道……”

“虚空者，气之量。气弥沦无涯而希微不形，则人见虚空而不见气”

“气者，理之依也”

“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

反对君主专制的

政治观

“公天下”，“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非一姓之私也”，反对“以一人疑天下”，“以天下私一人”

“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见诸行事”、经世致用的历史观

在史学上，王夫之反对“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的复古思想，主张“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乎？”

“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

书法方面：

明朝书法以行书和草书为主。明初书法陷于台阁体泥沼，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二沈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于是台阁体盛行。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与唐寅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有名的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与倪元瑞等。

文徵明·《草堂十志》

绘画方面：

明初，宫廷画家居画坛主流。15世纪中叶，江南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吴门四大家”崛起。他们广泛吸取了唐、五代、宋、元诸派之长，形成了各具特殊风格的绘画艺术，又被后世称为“明四家”。嘉靖时，杰出画家徐渭，自辟蹊径，创泼墨花卉。万历年，吴门画家张宏开启实景山水写生之先河，在继承吴门画派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画面清新典雅，意境空灵清旷。明末还有人物画家吴彬、丁云鹏、陈洪绶、崔子忠、曾鲸，花鸟画家陈淳等。

沈周·《庐山高图》

史学方面：

明前期官修史籍多，后期私纂史籍多，这与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弱以及王学的兴起有一定的关联。明后期著名的史学家有郑晓、高岱、王世贞、李贽、焦竑、严衍、谈迁、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他们把史籍分为国史、野史和家乘三类，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展面貌，有助于对史料更客观地进行对比研究和探索。

明朝后期，由于国势衰弱，统治者对史学控制不力，因而私人作史出现了高潮.当时的私史，不论是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较大发展。它们绝大多数是总结明朝政权的盛衰得失，其中有不少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荒淫腐败，批评历代君主的昏庸无道，对君权神圣提出了大胆的怀疑。

国史——包括实录、会典和正史等书：正史中的《元史》二百一十卷，是太祖洪武二年至三年修纂的，总裁官是宋濂和王祎。此书虽有缺点，但完整保存，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官修的《明实录》和建文、景泰两帝的附录，几乎囊括了明代的全部历史。实录除皇家诏谕外，还引用和记载了大量的大臣奏疏和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活动的材料。但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所偏护和隐讳，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也不公允。《大明会典》是记载明章国典的，存两种。一是正德《大明会典》，共一百八十卷，截止于孝宗弘治十五年，正德四年刊行。一是万历《大明会典》，共二百二十八卷，新补了嘉隆等朝的条例，万历十五年刊行。两书可相互参考。会典类今存者还有洪武时的《诸司职掌》和嘉靖时戴金所辑《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野史——包括非官书的历史、杂史和笔记等：明后期私人所编历史极多，不仅可正国史之是非，还可补国史之不足。以明代论，属于纪传体的有郑晓《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邓元锡《皇明书》，李贽《续藏书》和尹守衡《明史窃》等：属于编年体的有薛应旂《宪章录》，黄光升《昭代典则》，陈建《皇明从信录》和《皇明通纪辑要》、谈迁《国榷》。属于纪事本末体的有高岱《宏猷录》：属于杂史类的有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朱国桢《皇明史概》：属于典制类的有徐学聚《国朝典汇》、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属于笔记类的有叶盛《水东日记》、王锜《寓圃杂记》、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谢肇淛《五杂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

家乘——包括私纂的碑传、行状、年谱、家谱等书：碑传总集著名的有徐纮撰《明名臣琬琰录》及《续录》，还有焦竑《国朝献徵录》，有的年谱、行状是单行的，如戚国祚《戚少保年谱耆编》、《李东阳年谱》、《霍韬年谱》、《顾亭林年谱》等：有的则附录在文集中，如张居正《张江陵文集》附录行状，周顺昌《烬余集》附录年谱，《海瑞集》则行状、碑传、年谱皆有附录，此外，还有大量抄本的家谱出现，以供研究之资。家乘每多腴词，须与国史和野史相互参照。

明人重当代史，对古史的研究亦有成绩。如张溥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论评，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冯琦和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等。

宗教方面：

明朝的兴起与元末信奉明教与白莲教的红巾军息息相关，所以明太祖建立明朝后对宗教采取抑制和利用兼并的政策。他主要希望阻断摩尼教、白莲教与弥勒宗等宗教组织再度变成反朝廷的起事军，并且希望利用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力量来维护社会秩序。结果，得到“皇粮”全面保障的佛教与道教演变成缺乏精神上的创新追求，亦脱离广大信众，民众转而寻求民间宗教作为慰藉

明朝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基本精神在信仰自由主义、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皇室特殊化行为、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在此期间，回族的形成与犹太教的消亡，表现出作为外因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压力）与作为内在动力的宗教本土化、世俗化运动，对宗教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明朝中期以后，佛教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传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民间宗教以最贴近下层百姓生活的组织形式和内容，满足中下层民众的宗教需求，甚至部分地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这是明朝中叶之后，民间宗教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

明朝还是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藏传佛教黄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时期。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朝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

教育方面：

明朝初期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政策，明太祖多次强调：“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不先于学校。”并将学校列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书院因此沉寂近百年之久。也因此，明朝中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也就是国子监。而各府、州、县政府也皆成立学校。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或相公。明处生员数目有定额，大致府学四十人，州学卅人，县学廿人。明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六事皆举者极少，“学校之政之修也久矣”，因此传统书院再次承担起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明代书院的创办，以嘉靖年间为最多，据统计，明代书院共有1239所。书院的经费来源，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官方拨置、和私人捐赠。由于政治上的牵连，书院屡遭劫难，历史上共有四次禁毁书院的记载，但官方越是禁止，民间开办的书院就越多。

科举在明朝是正式的选拔官吏制度。科举考试分为两级，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大比。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考生必须用八股文作答。所谓股，即对偶之意。八股文萌芽于宋朝，形成于明成化以后。由于八股取士的制度，读书人既不通经史，又不谙实际，严重束缚民众智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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