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石楼风水怎么样(清朝风水大师)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在石楼乡举人陈龙韬(武举人陈大元之长子)的倡导下,石楼乡乡贤评出了“石楼八景”,并向县内外征诗,得诗7000多首,由著名诗人、邑人张维屏(1780-1859年)评审,并精选其中190首,刊印成《石楼八景诗》集,成为当时的一宗风雅盛事。“石楼八景”是:竹园鸟语、荔圃蝉鸣、狮江帆影、马岭松阴、练溪钓月、沙浦锄云、莲岩忏佛、石砺归樵。据说,其中有部分的景点是与石楼的风水改造有关的。

《石楼八景诗》集

据《石楼陈氏家谱》记载,康熙年间(1662-1722年),石楼乡陈族邀请江右国师(堪舆家)王邦宷勘察风水。经过数月的实地观察分析,王邦宷作出如下批文:

按图详观,盛乡来龙发于马鞍山。周围数十里,高百余仞。辞楼下殿,崔巍耸峙。三台落脉,老龙嫩枝,分结阳宅。住场当以居中为第一福地,右为第二福地,左为第三福地。三地皆明堂广阔,星辰耸秀。堂局端正,沙水湾环。右肩则有坟前、飞鹅[笔者注:坟前岗、飞鹅岭,土名]嶂列,左肩则有石砺渡头侍卫。西有赤冈以蔽辛庚,东有浮练以护辰巽,南有冈尾以屏翰巳丙。左水则大河环绕,至潮而出,右水则小圳逶迤环村而去。此真山清水秀,对向天然者也。按图细观,令人精神恬爽,心目豁然,宜其居此地者。五传六传之后,宗枝繁盛,瓜瓞绵绵,魁名盛于吉水,豪富可比钱塘。

自从石楼陈族的始迁祖陈敏行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从南村镇坑头村迁居石子头(石楼的古称)开族以来,至康熙初年已历400多年了,而人丁、科第却发展缓慢,原因何在呢?

王邦宷认为,“究其根源,皆由天工有馀而人工未足。”由于“第三阳宅”(竹园古道和聚龙门)对面的深塘、牛轭塘这两口池塘使“第一、第二阳宅”“青龙失陷,风穿水劫”,“若不速塞此塘,栽竹木以补缺,则二阳宅不特文运不兴,而且丁财有损”,指出了石楼地理环境中一系列的风水要害位置,并提出了“兴利除害,尽人力以补天工”的两种改造方案,说经过改造之后,“数年之内,将见文经武纬,科第联芳,玉堂金马,推毂登场,富比陶朱,豪同平孟”。两种不同的改造方案,自然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一是“一门三进士”,二是“一翰二支翎”(一个翰林、两个当官的受到皇帝赏赐花翎、蓝翎顶戴)。

前一种可能会影响人丁发展;而第二种则对人丁无碍,其改造方案主要有如下内容:

01:填塞深塘和牛轭塘的一部分,并栽种竹木;

02:扩大大宗祠(善世堂)的门闾,“不设照墙,以迎潮水”;

03:于青龙浮莲巽峰顶上修建塔,“塔上建文、武帝祠”;

04:疏凿村前“吉水”,使之加深扩阔;

05:在“第三阳宅”的东北方种植竹木;

06:增高北方屏嶂等.

石楼的乡绅父老经过反复研究后,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案。于是,择吉动工,按部就班地进行。

首先,将“第三阳宅”对面的深塘、牛轭塘填塞一部分。深塘填土后成为石楼墟地(古称“滘边墟”)及聚龙大街一带,这一带后来发展成为石楼的商业旺地。牛轭塘因状如“牛轭”而得名,填塞之后,一分为二,变作沙塘和石狗塘两口池塘,在填土的地方种上荔枝等果树。日后便成为树木婆娑、满园绿荫的“荔枝园”(遗址在今荔枝新街与石楼中心幼儿园一带)。每当夏日来临,蝉鸣荔熟,自成一景。——后来就成为石楼八景之一的“荔圃蝉鸣”。

随之在“第三阳宅”东北方的竹园古道一带种植竹树。不久之后,绿竹成林,生态旺盛,环境清静,引来不少雀鸟在此栖息。每日晨昏,百鸟争鸣,一片喧闹,勃勃生机。——后为石楼八景之“竹园鸟语”(遗址在今“祖山”与竹园街一带)。

继而增高北方屏嶂,就是在石楼北面的马鞍山上遍种松树。数年后,马鞍山层林叠翠。每到秋日,天朗气清,引来不少游人登高远眺。附近乡村田野,尽收眼底,使人流连忘返。——后为石楼八景之“马岭松阴”。

疏凿村前“小圳”,扩阔加深,开通成为由东自西半包围着石楼的一水湾环的玉带河(又称跃龙涌)。一河两岸,用坚石砌筑,沿岸植上榕树,河上增设三道石墩桥,桥面用跳板铺成,随时可以搬动,既可防止外盗侵扰,也方便船只往来。并把与赤冈村交界的“鸡公桥”更名为“翰墨桥”,据说此桥水口为一乡发源之处,是“翰墨水”,故取以为名。这样,在玉带河上,连同原有的用红石砌筑的梯云桥,一共有五道小桥,桥名依次为:翰墨、会元(又称“会源”)、捷元(又称“接源”)、道元(又称“导源”)、梯云。

然后,修建文、武庙等庙宇,并建风水塔催官。在陈氏始祖祠(俗称“敏行祖”)东南建一塔名“凌云阁”(又称“文昌塔”),高三层,用以供奉文昌帝君,祈求文星高照,文运亨通。梯云桥附近的河边,建有一座“跃龙庙”,旁有“接龙亭”。这样,在陈氏始祖祠附近,环绕着玉带河一带,由古桥、古榕、古塔、古祠、古庙组成了一幅风景优美的岭南水乡图。——后成为石楼新八景之“榕桥月影”。光绪年间(1875-1908年),秀才陈素亶撰写了一副对联,对此美丽的景致作了生动的描述:“深溪鱼戏微波动;绿树莺啼春正浓。”

在与石楼乡隔江相望的浮莲冈顶峰上再建了一座“浮莲塔”(一名“大魁阁”,又名“巽峰塔”),高三层,塔下有“五大夫亭”。在浮莲冈西麓,石楼乡镇水口处(俗称“冈尾口”)建一座“青云台”,初为方形楼阁,高二层,后改为五层八角形高塔。此处一带还有梅花书屋,小蓬瀛馆,凉亭三座,又有洗砚池、仙人掌印等名胜。周围栽有100多棵梅花、桃花、桂花和杨柳,环境幽雅,常有骚人墨客到来吟咏,也有渔翁在江边悠然垂钓,自得其乐。——后为石楼八景之“练溪钓月”。

除此之外,还陆续修建了龙兴庙、白马庙、天后宫、三帅庙(又名五显庙、思敬庙)、观音庙(又名龙蟠庙。据说,此地为龙脉所钟,故以为名)等庙宇。陈氏宗祠(善世堂)也在此时开始重新扩建,历时41年至雍正元年(1723年)才全部竣工。

经过康熙年间这一系列的风水改造,石楼乡显得更加山灵水秀,水陆交通畅顺,巷里井然有序,逐步形成了一个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格局。

数十年后,石楼乡果然人丁兴旺,科第联芳。据《石楼陈氏家谱》载,康熙十三年(1674年),东晋建国大将军陈玄德(坑头、石楼、赤岗等乡的始祖)在番禺境内的后裔只有2000余丁(“丁”,指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性),到了道光元年(1821年)时,已发展到7000余丁,其中石楼乡占3011丁。从乾隆开始,至光绪一百多年间,石楼乡考取功名的人数逐年增多,据不完全统计,计有进士5名(其中一名为翰林,两名武进士分别为花翎侍卫和蓝翎侍卫),举人20多名(其中一人得蓝翎顶戴),贡生7名,秀才120多名。据民国《番禺县续志》载,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科,就有4人一齐中举。民国期间,当上行政院外交常务次长、中央军事学院院长等县级以上的官员,以及任大学校长、教授的学者,也为数不少。

古代石楼的风水改造,其效果果真如此灵验?

对于古代堪舆学这一门玄之又玄的学问,笔者从来没有深入探究过,故此对古代石楼的风水改造,只能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分析和理解。以笔者鄙见,那位王邦宷国师,用现代的眼光看来,他无疑就是一名优秀的环境学家。其实早从元代开始,石楼陈族的先辈们已逐步开发了海鸥岛这一片大沙田,及至康熙年间,已经拥有着万亩乃至数万亩肥沃的“善世堂”名下的祖尝田产。石楼陈族的乡绅凭借着多年累积的雄厚的财力、物力,在王邦宷国师的指点下,对乡容乡貌重新作了较为合理的布局,开河、填塘、修桥、筑路、绿化造林,修建祖祠庙宇,经过一系列的改造后,改善了周边的人居环境,营造了良好的读书学习氛围。

随着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改变,潜移默化,人们在心理上得到某种程度的暗示,并且在物质上也得到丰厚的刺激性的奖励(凡考上秀才,或中了举人、进士之后,每年可以得到从祖尝田中划出的固定田亩收租),自然而然地产生“地灵人杰”的良性循环效果。这大概就是古代石楼风水改造的玄妙之处吧。可惜的是:陈氏始祖祠、跃龙庙、接龙亭、龙兴庙、白马庙、天后宫、三帅庙、凌云阁(又称“文昌塔”)、浮莲冈上的浮莲塔及其西麓的五大夫亭、青云台、蓬瀛馆、梅花书屋、小蓬瀛馆、凉亭等一系列在康熙年间兴建的古迹,可惜已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及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毁,荡然无存。虽则有些祠庙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修建,却已非原物原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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