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断案

内容摘要：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诸多优秀的元概念，如“中”“平”“正”“直”“和”等，其统摄力及于为政致治的全时空，自然也贯穿缘法致治的全过程。“刑中”即用刑施罚中正允当，是中正治国理念在司法等以法治理领域的投射。“刑中”与否如同一把标尺，既可以衡量“司法”能否，也能够评价“法治”善否，甚至是历代得失的主要因由。本文从经典音义、决策意志、政绩比较、省思应对、超越法治等层面，尝试经、史、法结合理解“刑中”观念与实践，作为知所先后而近道之探索。“刑中”之“中”意味着刚刚好，无过无不及，不轻不重，恰到好处。“刑中之意”反映了最高决策意志中的法与治忧思。“刑中于郑”彰显了“刑中”观念的典型实践。君臣皆可能因“刑罚不中”而面临执政危机或个人困境。“刑中”观念还具有彰明治道、辨明夷夏等超越法治的意涵。

关键词：刑罚中 刑罚不中 刑中之意 刑中于郑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诸多优秀的元概念,如“中”“平”“正”“直”“和”等，其统摄力及于为政致治的全时空，自然也贯穿缘法致治的全过程。古人认为“礼乐刑政”皆有教化功能，都是为了“同民心而出治道”。[1]虔诚依循中正之道而治理，就是治国传心秘诀，谓如“允执厥中”“允执其中”。“刑中”即用刑施罚中正允当，是治国理念在司法等领域的投射。“刑中”与否如同一把标尺，既可以衡量“司法”能否，也能够评价“法治”善否，甚至是历代得失的主要因由。刑罚的运用应当酌中制宜，这一观念不只是学理辩难，更是治理实践凝结的智慧。当此治理能力提升需求旺盛之际，阐发“刑中”观念的经典义理，既有助于了解其在决策意志和治理实践中的表达，也是知所先后则近道之义。

一、刑罚中不：经典音义层面

有关“刑罚中”与“刑罚不中”的经典言论，是儒家“刑中”观念的母体。两段经文正反立论，其节文一曰“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一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1]

先有必要正音。郑玄注“刑罚中”“刑罚不中”“士师受中”，皆以“中”音“丁仲反”。[1]颜师古注：“中音竹仲反。”[2]孙希旦引《释文》：“中，丁仲反。”[3]朱熹注《论语》：“中，去声。”[4]参考古汉语音韵学，反切注音法以两字注一字居多，其前字声母和后字韵母组合发声。反切“丁仲”与“竹仲”同，故“中”音近似汉语拼音zhòng。说同系因古汉语“丁”另音近似zhēng，象声词“丁丁”读音近似zhēng zhēng。《辞海》载：“《诗·小雅·伐木》：‘伐木丁丁。’毛传：‘丁丁，伐木声也。’后亦用来形容下棋和弹奏琵琶等的声音。”[5]又，“去声”是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第三调，近似拼音第四声。如此，“刑罚中”等，其“中”似乎读如zhòng。习焉不察者想来不少。

古汉语音韵毕竟与汉语拼音有别，切音只是参考，辨音还须结合方言和语义。朱子留有辨音史料：“《哀公问》中‘访’字，去声读，只是‘方’字。山东人呼‘方’字去声。”[1]这启示我们，方言有助于辨正经典文字读音。“中”的“去声”读法也很有可能保存于同期北方语言，甚至极有可能从当今河南方言“中”的读法玩味其古音。朱子答问“上帝降衷”：“衷，只是中也。”又：“是恰好处。如折衷，是折两者之半而取中之义。”又：“衷，只是中；今人言‘折衷’者，以‘中’为准则而取正也。”[2]朱熹认为“衷”“中”通用且为“去声”，基本含义是恰好，刚刚好，无过无不及。字典释“中”为“半”“成”“满”者，皆注“中”音“陟弓切”“陟隆切”等。“又俚语以不可为不中”，仔细推敲为何以“不可”为“不中”，概因处事不够妥当，这与“中”之释“正”“当”相通。在刑罚“中”或“不中”这里，“中”的读音似更接近zhōng。但这还不是结论。“刑中”观念相关的“中”，极有可能读如当今河南方言中的“中”。

再看两段经文之义理。

就“刑罚中”而言，因在“爱百姓”，果在“庶民安”。据《礼记·大传》的直观推理，“尊祖”“敬宗”“收族”“宗庙严”“重社稷”“爱百姓”“刑罚中”“庶民安”“财用足”“百志成”“礼俗刑”“然后乐”，十余环节因果有序，基本逻辑是把治国理政根基建筑于遵循人道上，以“亲亲”为人道根本。[1]孙希旦曰：“愚谓此篇之义，言先王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篇中言祭法，言服制，言宗法，皆所以发明人道之重，而篇末尤归重于亲亲。盖人道虽有四者，而莫不由亲亲推之，所谓‘孝弟为仁之本’也。”[2]须知“爱百姓”之“百姓”指百官。“臣能重社稷而效忠于君，则君亦爱百姓而体恤其臣矣。君臣交相忠爱，则无事乎操切督责之政而刑罚中矣。刑罚中而和气洽，庶民之所以安也。”孙氏又引顾炎武“宗法立而刑清”之论，顾氏认为君主独治天下势必刑繁而乱治，明智选择是向下授权与宗族合作共治。“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间，宗子治之”，如此则“人君所治者约矣”，“刑罚焉得而不中乎”？[3]

就“刑罚不中”而言，因在“礼乐不兴”，果在“民无所错手足”。孔子答子路问，为政应以正名为先。他揭示了名正、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民有所错手足之间的前后因果联系。其中“错”或作“厝”“措”，可以理解为放置、安置。孔子认为政在正名，这是礼乐兴、刑罚中在内诸多治理预期得以达成的先决条件。[1]其“礼乐”指“事得其序”而“物得其和”，基本可以理解为事物之间的和谐秩序。治国理政如不能回应这样的和谐秩序诉求，“则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政事动辄得咎，势必“刑罚不中”。[2]这还可以结合孔子言“政者，正也”去理解。[3]政治本应是使人按规则各取其正的事业。

“刑中”的基本含义是刑罚中正，轻重得宜。这从先秦经典论刑罚“中”与“不中”可知。以“刑之中”为例，《尚书·吕刑》假周穆王口言“刑之中”，“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常被后世援引。参考汉、唐经学家注疏，孔安国以为“皋陶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为敬德”。然而，孔传未明确“刑之中”究系何指，尚不清楚。孔安国在注释别处时增字，把“刑之中”解作“刑之中正”，即“中”作“中正”解。虽仍简略，已通其意，唐人解经径采此说。另据孔颖达疏“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其“百姓”亦非庶民，仍指“百官之姓”，可径称“百官”。皋陶作士非但垂范如何决平狱讼，更注重“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滥，不轻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为敬德”。诸司百官用刑施罚中正，则辅弼教化功莫大焉。而“不僭不滥，不轻不重”可视为“中正”的扩展理解。又，《周易》“噬嗑”卦表明“所刑中当”“刑中其理”之内涵。[1]“丰”卦注疏突出“中”之轻重得宜内涵。“断决狱讼，须得虚实之情；致用刑罚，必得轻重之中。”[2]《尚书·舜典》孔安国传曰：“言得轻重之中正。”孔颖达疏：“人心服罪是顺从之义，故为从也。所以服者，言得轻重之中正也。”[3]可见决狱量刑轻重得宜是人心服罪顺从的因由，判决中正则犯人服判。当帝舜有意择贤者继承其位之际，禹谦让于皋陶，舜因而表扬皋陶治绩：“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孔安国注曰：“刑期于无所刑，民皆命于大中之道。”孔颖达疏曰：“用刑期于无刑，以杀止杀，使民合于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又注“当于治体”，以为“言皋陶用刑，轻重得中，于治体与正相当也”。[4]综合而言，除了孔颖达的一贯书法，即以量刑轻重得宜解释“刑之中”，他还把刑罚中正与治理体制的兴正紧密关联，又言刑罚的示范和教育意义，认为量刑中正可以辅助教化民众行事中正。

孔颖达

汉唐经学家对“刑中”观念的理解堪称宏富。除了从量刑轻重的角度解释刑罚中正，强调“无失”“无滥”，还把决狱量刑轻重得宜视为犯人服判的重要因由。而在以刑去刑进而期于无刑的理想意义上，刑罚中正的示范教育意义得以凸显。刑官中正断决具有辅弼教化的功能，教育庶民行事中正；甚而至于，刑罚中正与治理体制的兴正密切相关。尤其是在类似《诗经》的讽谏文风中，“刑罚不中”常被解读为君主无道的典型表现，在端正君臣相处之道的意义上，可以作为臣下舍弃君上的正当理由。而在总称为“礼”的规范体系下，刑罚中正观念与《周礼》建邦三典的论说也不无关系。“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的价值诉求，要求百官“明刑”而刑罚中正，这是教化庶民行事皆得中正的先决条件，进而与治理期待相匹配。刑罚中正更是儒家念兹在兹的“正名”主义的重要环节，是沟通天理、人伦的重要媒介。由汉、唐而下两宋，经学家对刑罚中正观念的解释传承，看似芜杂且不够系统，实则终归于教人做人当行人道。

二、刑中之意：决策意志层面

古代中国最高决策意志多由诏令承载。“刑中之意”即为典型诏令用语，出自汉元帝即位初的一道诏令。诏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1]元帝诏于反诘中尽现其对当时法与治的忧思。这则诏令的发布有其特定背景。汉宣帝反省武帝以来法吏深文周纳、决狱不当之弊，于廷尉下设“廷平”四员，“与郡鞠狱”。宣帝还常在每年秋末刑狱“请谳”时到宣室“斋居而决事”，史称“狱刑号为平矣”。后来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事，认为设廷平乃至君主亲决狱并非决平狱讼之本，“删定律令”才是。郑疏曰：“圣王置谏争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2]郑昌所言揭示了中国古代一种有广泛共识的治道观念，法律治理并非治道之根本，不过是挽救衰乱的有力举措。他建议删定律令，宣帝时未及修正，元帝初元诏遂明确此事。

宋、明儒多属意此诏，林虙、梅鼎祚皆名之《议律令诏》，邱濬解之尤详。邱濬先论立法目的，谓立法是为了使人知所畏避而不轻易犯法，并非存心陷人于网罗。次言造成法律施行弊病的原因。接着，邱濬指出，立法初衷多良善，后来法令逐繁苛，文字艰深而语义晦涩，比附条款过多，执法官吏无所适从，这等于是给主观随意解释预留了制度缺口，一些奸猾法吏得以玩弄文字而轻重量刑。邱濬接着展衍诏文之义，指出用法吏都难理解的律令治理平民百姓何其荒谬。诏令斥责用法之弊称“欲罗元元之不逮”，邱濬对此良有感触。且不说百姓不可能都有能力读律令，即使读了的也未必晓畅其义，依然不免陷于法网，“岂非上之人之过哉”？可见他认为立法不明完全是居上位者的责任。邱濬进而提出若干立法原则，谓如“浅易其语，显明其义，使人易晓，知所避而不犯”。这些原则主要是从文字层面对立法技术的要求。他认为“后世有制律者”当如是。最后，邱濬从解读这段汉代历史回到他所处的现实，指出明代律文多为“蒙唐之旧文”，时代的变迁造成理解之困难，读者未必完全理解律文之义。为了避免“欲罗元元之不逮”这样的用法弊病，邱濬建议朝廷拣选通法意的儒臣，对律文进行权威解释，让读者从字面理解就能准确把握法律条文的真实意义，如此则民知守法，法吏也无从“容情卖法”，实属当世亿万生民之大幸。[1]

《宋刑统》

除了申明坚持“刑中之意”，更多诏令反思“刑罚不中”或“政刑失中”。如两汉诏令所谓“德不能绥，刑罚不中”，“礼乐不兴，刑罚不中”，“官职秏乱，刑罚不中”等。[1]晋愍帝因淳于伯冤案自责：“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2]宋代诏令论政刑“中”与“不中”更加密集，如宋真宗“作文、武七条”约束官吏，其中适用于文官的七条之五为“明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可见不使治内出现刑罚不中的现象是“明察”应有之义；宋英宗鉴于国家幅员辽阔，施政治理水平不均衡，担心“刑罚之施，或罹于失中”，于是命令及时疏决“四京及诸道州府军监县等见禁罪人”；宋徽宗有“岂非教化未修，刑罚不中”等反省语。[3]宋孝宗多次颁降敕书“奖谕狱空”，言称“蔽罪折狱罔不迪刑之中”，或引经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等。[4]

帝制时代君主的相关言论自然也能体现类似的最高决策意志。明太祖《原刑论》曰：“有以谓刑中，我以谓刑中；有以谓刑平，我以谓刑当。盖听用中平，刑用中当。”[1]可见其对“刑中”的理解亦本于前代经典义理。“中”“平”“当”可以互训，这表明用刑施罚不应厚此薄彼或偏左倚右而应罚当其罪。明世宗嘉靖敕文“辅成刑中之化”“慎刑贵得其当”等语，表达了最高统治者对官吏尽职善治的期待。[2]可见“刑中”观念阅历千年而积淀丰厚。

三、刑中于郑：政绩比较层面

中国古代缘法求治的实践亦彰显“刑中”观念。“刑中”与否是评价治理绩效的主要依据，“刑中于郑”即其著例。“刑中于郑”语出西晋李兴奉命撰写的凭吊蜀相诸葛亮文，称亮治蜀“刑中于郑，教美于鲁”。[1]周代文教郁郁，孔子服膺景从。父子兄弟三圣，整理礼乐周公。收拾礼乐文明的周公被封邦建国于鲁，鲁国礼乐教化之美自然先天下。子产以法治郑，为政宽猛相济，三年之间国人大改观瞻，从畏法怀恨到感恩戴德，进而期望子产死后治道有继。[2]以诸葛治蜀与子产治郑、鲁国教化相较，嘉誉无匹。

“教美于鲁”且不论，“刑中于郑”可深思。诸葛亮治国并用“刑”“教”的效果极佳，“蜀民知耻”正是古人认为极高明的治理境界，如孔子所言“为政以德”才有望达成。[1]民众知耻必能自正其言行。此类德刑并举、礼法齐用的观念充盈于史籍，诸葛治蜀堪称其典范实践。缘法致治意味着治须用法，然而法不足以专恃，制度与人事配合无间方为治平之道。即以诸葛治蜀观之，其对“刑”的运用之所以极为后人推重，除却溢美之辞，用刑施罚能够做到“刑中”无疑是最主要的因素。作为被比较的对象，子产以法治郑也堪称“刑中”，否则难言“刑中于郑”。既往对子产治郑的研究已然丰富，对诸葛治蜀“刑中于郑”的内在理解反而可以加深对子产治郑的认识，此所谓有比较有鉴别。因为具有司法评价乃至法治评价的意义，对“刑中”观念的实践理解更值得关注。

且看诸葛治蜀“中于”子产治郑的表现。亮传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讎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裴松之注引袁子曰：“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袁子又论诸葛亮“勇而能斗”曰：“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李兴“立碣表闾”之文将诸葛亮与皋陶、伊尹、泰颠、闳夭、管仲、臧文仲、晏婴、子产、许由、乐毅等相比，极言诸葛亮之治绩。[1]从以上引文大略可知，所称诸葛亮“刑中于郑”是指其在用刑施罚中正允当方面的表现比子产还好，这点尤其体现为信赏必罚，“尽忠益时者虽讎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修史臣僚总结其“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的原因，主要是“用心平而劝戒明”。[2]

子 产

汉唐以降，古人对“刑中”观念的理解，层次更加丰富。“刑中”仍是国家和地方治理的重要目标，也继续作为评价官吏治绩的主要指标。杨万里撰王淮神道碑曰：“公自掌帝制，训词深厚，有西汉风。”这位南宋名相曾被宋孝宗称赞：“治尚忠厚，诸路奏谳多所平反，政刑中和，一时气象蔼如也。”[1]上至宰执大臣，下到州县官吏，皆务求“刑中”。《恤民亭记》曰：“至若法行而令一，刑中而赋均，吏肃而民节，奸亡而冤理，贤进而谗退，暴息而善兴，固百里之事也。”[2]史称明代获嘉知县吴实治绩，亦有“政和刑中，民用少裕”之语。[3]

四、刑罚失中：省思应对层面

先秦时期以法为治尤重赏罚，认为赏罚失中常因是非不明，进而有亡国败家之患。汉人对“刑中”观念的理解，也常通过反思“刑罚不中”的后果来表达。董仲舒在战国阴阳家等思想基础上强调天人感应，以为“刑罚不中，则生邪气”，是为发生灾异的重要原因。[1]孔安国认为，礼乐不被奉行，“淫刑滥罚”继之。[2]“淫刑滥罚”正是“刑罚不中”的主要表现。动辄牵连入罪是“淫刑滥罚”的典型。崔篆不得已接受王莽任命的建新太守，但消极怠工以示抗议，“称疾不视事，三年不行县”，后在下属劝说下“强起班春”，开始巡视属县治理状况。“所至之县，狱犴填满”的现状让他痛心不已，垂涕叹息曰：“嗟乎！刑罚不中，乃陷人于阱。此皆何罪，而至于是！”于是从速平理狱讼，除罪释放二千余人。识时务的掾吏力劝，谓新朝正指望地方长吏以严刑峻法立威，崔太守怀仁心而特立独行恐为朝廷不容。崔篆回应成为千古名言：“如杀一大尹赎二千人，盖所愿也。”[3]表达了宁肯牺牲自己也不冤枉众人的卓越政治品格。虽然，从史书所载“遂称疾去”看，当时政治环境显然不允许崔篆那样的仁心实现，所以他只能称病辞官保全名节。汉末东郡太守臧洪在《报陈琳书》中指责袁绍对张景明、吕奉先、刘子璜三人不公：“窃度主人之心，岂谓三子宜死，罚当刑中哉？”[4]

政刑有失中正，无论君臣都将面临负面评价乃至惩罚。魏明帝毒杀公孙晃，引起纷纷物议，裴松之注称“失正刑之中”。公孙晃是汉末割据辽东的公孙度孙辈，反叛曹魏的公孙渊之兄。辽东平定后，公孙氏归附魏国。当公孙渊未叛时，晃曾多次向魏廷报告其弟治下的辽东可能有变，所以“及渊谋逆，帝不忍市斩，欲就狱杀之”。按说公孙晃效忠魏室并预警有功不至被戮，高柔因此引经据典替他向魏明帝求情，“帝不听，竟遣使赍金屑饮晃及其妻子，赐以棺衣，殡敛于宅。”孙盛评高柔谏魏明帝不杀公孙晃，认为他不懂帝王心。裴松之倾向于支持高柔的观点，也提出公孙晃有不该死的理由，并引“昔赵括之母，以先请获免；钟会之兄，以密言全子”的故事为据，指出魏明帝杀公孙晃是用刑有失中正。[1]

董仲舒

官吏用刑施罚失中将面临严厉惩罚。《刘元长降官制》曰：“宣义郎、大理评事刘元长：禁卫立法，所以致严宸极之奉也。迩者伎术小臣，辄干大宪。尔职当论议，曾不是思。失刑之中，迺从轻比。议法如此，罪将曷惩？褫秩二阶，往其循省。可特降授承奉郎，差遣如故。”[1]另据当时尚书省言：“大理寺断洋州宗永案，元断该赦外杖六十，因问难改断处死，系评事刘元长。又断德州张道案，元断杖八十，因问难改断杖一百，系评事康公裕。”[2]时任大理评事刘元长、康公裕皆因复审案件而在原判基础上加重量刑而被降职。此即前称“失刑之中”的因由。“中”仍指量刑轻重得宜，罚当其罪。

五、夷夏奚若：超越法治层面

理解“刑中”观念须结合具体语境，既要注意其缘法致治意义，也要关注其超越法治的意涵。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曰：“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轻重之不可踰者，国法也。”[1]天理亦理，国法亦法。理的功能本质是明辨是非，法的功能本质是衡量轻重。古人对“刑中”之“中”的理解，多聚焦于用法轻重，强调用刑施罚中正允当，不轻不重，恰当得宜。东汉梁统认为“刑罚在衷，无取于轻”，“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2]刘宝楠云：“‘衷’与‘中’古字通。”[3]宋高宗以为“古者用刑贵情法相当”。[4]定罪量刑“不轻不重”或“情法相当”即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无不及。这与先秦经典对“刑中”的理解一脉相承。史称“究心庶狱”“未尝以私废法”的宋孝宗，强调“罚必当罪，用迪于刑之中”“敬于刑，惟当为贵”，从中亦见对“刑中”观念的原则性理解。[5]

“刑中”观念并不总是面目可憎的说教，宋人就不掩饰其诗意表达。黄庭坚诗《送朱贶中允宰宋城》云：“绿槐阴阴门对街，唯我知君少闲暇。”又：“期会簿书可半功，区别枉直教刑中。”[1]朱贶以太子中允出知宋城县，黄庭坚赠诗送别，言及县治不易，半数政务与阅览案牍决断狱讼有关，明辨是非曲直才能做到刑罚中正允当，罪责相当可以彰显刑罚的教化功能，使人迁于善而远乎罪。陆游诗教其子，也蕴含了对司法职官伦理的深刻认识。《送子龙赴吉州掾》曰：“汝行犯胥涛，次第过彭蠡。波横吞舟鱼，林啸独脚鬼。”又云：“判司比唐时，犹幸免笞箠；庭参亦何辱，负职乃可耻。汝为吉州吏，但饮吉州水；一钱亦分明，谁能肆谗毁？”复云：“又若杨诚斋，清介世莫比，一闻俗人言，三日归洗耳……相从勉讲学，事业在积累。仁义本何常，蹈之则君子。”[2]陆诗“犯胥涛”是说其子陆龙赴任吉州曹掾官将遇到很多困难，“吞舟鱼”“独脚鬼”表明其子即将从事吉州司法事务，辅佐州长官定罪量刑等，事关民命自当慎之。宁被“庭参”也不“负职”云云，表明陆游期望其子能恪尽职守，不辱没职任。他还教导陆龙廉洁为政，不贪占一分钱财，勉励他做到诚斋先生杨万里那样清介无比。继而又嘱咐其子与人相处以交流学问为主，提醒他日积月累而有所事业。最后表明“仁义”知易行难，践行方为君子。放翁教子，诚有方矣。

古代官员断案

然而，要内在理解“刑中”观念，还应超越法治视角，以更广阔的人文化成视野去察考。“刑中”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表征，藉以辨别诸夏和蛮夷。宋李觏《敌患》开篇即论“夷夏奚若”，即“夷”“夏”之辨。他认为区分二者的标准不在于外貌服饰，而在于声教文明。曰：“所谓夷者，岂被发衣皮之谓哉？所谓夏者，岂衣冠裳履之谓哉？以德刑政事为差耳！德勉刑中，政修事举，虽夷曰夏可也。反是则谓之夏，可乎？”[1]可见李觏注重从文明教化深层区分蛮夷和诸夏，“刑中”与“德勉”“政修”“事举”等，同为诸夏声威教化的主要表现。难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治国理政也须继承中华传统法治文化。孛术鲁翀称古昔圣人治理务要“使民畏罪迁善”，“鞭笞斧钺，礼乐教化，相为表里。及其至也，民协于中，刑措不用”。所以他主张遵循“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之古制。[2]

既“不能去刑法以为治”，也不能“专务黩刑任法以为治”，刑以辅治，不能“昧于本末轻重之义”。[1]治理必须倚重法律，然而德义为治世所本，本末轻重不可倒置。即使不得已而用刑，也要尽量做到刑罚中正。在明代臣僚奏议中，“刑中”仍被视为德政的主要体现。如徐文通所言“任德之意溢于任刑”，“仰体德意，用协刑中”等。[2]治国当以“任德”为本体而以“任刑”为末用。体与用，本与末，焉能不辨？何景明曰：“夫法清则政宽而人威，法乱则政烦而人玩。威者刑中而不可逭，玩者刑不中而可幸也。”[3]治理者有威信才能做到定罪量刑中正允当，而这又需要以法令清明和政治宽仁为前提。《清史稿》认“刑中”与否为“盛衰治乱”的主要因由。谓曰：“君子上下数千年间，观其教化之昏明，与夫刑罚之中不中，而盛衰治乱之故，綦可睹矣。”[4]

回溯往昔，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中国就逐渐形成“以礼教治天下”的传统，对法律功用的基本定位是辅助教化。[1]《尚书》“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和“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二句，概括了中国古代法与治的精义，“刑中”观念是其主要分子。基于古昔法与治的言与文，拙文从经典音义、决策意志、政绩比较、省思应对、超越法治等层面对“刑中”观念与实践的理解，或许只能体悟刑罚中正观念之万一。诚以愚管就正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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