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出绝望的难民怎么做



1937年12月13日,南京。

这是无数中国人不愿去回忆,却也不曾忘记的一个时间,一个地点。

从这一天开始,在之后的长达6个星期里,在这座旧中国的首都,有30万同胞含冤而死。从2014年开始,国家将这一天定为国家公祭日,到今天已经是第6届了。一直以来,谈到南京大屠杀,多数人都会把目光集中在那6周,集中在那30万冤死的同胞。不过今天,文史君想跟大家聊点别的,聊点我们一直以来可能忽略的,在那6周以及之后更漫长的岁月里,活下来的人们。

在电影《金陵十三钗》的原著小说里,有这么一段未被电影再现的对话。作者“我”在多年后见到赵玉墨,上前搭话:

“赵玉墨?”

那女子默默回头:

“赵玉墨是哪啯?”

何等凄凉!


电影《金陵十三钗》玉墨剧照

一、活着?

从1938年1 月下旬,大规模屠杀开始减弱。日军来不及擦去屠刀上的鲜血,就在南京着手建立殖民统治。幸存者没有任何时间去疗愈身心创伤,就从最直接的血腥杀戮里切换到隐形恐怖统治中。

日伪当局给市民发放“安民证”“通行证”,每一个路口都要盘查。女同胞走在大街上,日本兵就以搜查为由百般调戏侮辱,妇女们只能忍辱,否则立刻就被刺死。

为了麻痹南京市民,同时获取暴利,日伪当局源源不断地向南京输入海洛因、鸦片和吗啡。他们打出广告——“我们的产品给你力量”,放任、鼓励市民吸食毒品。饱受心灵创伤的南京人疯狂吸食毒品,全城40万人中,有14万人是毒品成瘾者。


南京沦为废墟

南京经济整体衰退,人们被推入赤贫状态,缺粮少医,物价飞涨,市民的收入甚至不及沦陷前的1/4,他们买不起粮食,只能靠吃胡萝卜缨子充饥。仅在1940年以后,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就为10万人提供了救济。

建筑焚毁,尸体遍地,老鼠横行,毒品泛滥,犯罪飙升,人间地狱也不过如此。在人间地狱里,该怎么活下去呢?

活着需要勇气!

顽强的南京人开始试图新的生活,他们在废地上耕种,以获得粮食和蔬菜;河边传来捣衣声;小贩走上街头叫卖起来。农人锄地的沙沙声,妇人捣衣的笃笃声,小贩叫卖的吆喝声,那副景象叫“万物生”!

二、创伤!

有人或许会指责南京同胞软弱无能,当日寇强暴第一个妇女时,如果他们能够奋起反抗,给施暴者最严厉的反击,那大屠杀或许就不会发生了。然而,从幸存者的讲述中,我们才得知,当他们被国民政府抛弃,当暴行像海啸一样铺天盖地袭来的时候,人们的正常反应就是完全丧失了反应能力!

同胞们,大屠杀结束了,可它给亲历者造成的创伤就像一颗毒瘤,在他们的心头扎根、发芽、生长、膨胀、化脓,最终毁灭整个肌体!死难者已然惨死,活着的人却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们变得呆滞,对显而易见的空袭等直接危险无动于衷。他们失眠、失忆,患上严重焦虑,对生活充满了绝望,极端者甚至以自杀的方式,寻求最终的解脱。


南京大屠杀纪念雕刻

传教士卢小庭在南京汤山一带,用善良给难民提供人道帮助,却无法帮助自己克服大屠杀带来的精神创伤。基督教教义是让人活着,而不是死去。虔诚的卢小庭,于1937年 12月 31日选择投水自尽。出门前他留下一张留言条,上面写着:上帝不会把我的自杀视为罪过。

美国传教士魏特琳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她多次在日军犯罪现场解救中国妇女,为南京难民提供无私帮助,展现了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辉。遗憾的是,渡人者不能自渡,日军的魔影缠绕在她的脑海经年不逝,加上她因为自己不能解救所有的中国人而愧疚自责,创伤后应激障碍症日益严重。1941年5月4日,魏特琳打开煤气开关,自杀绝世。


《金陵十三钗》故事的最初灵感就来自《魏特琳日记》

作家、历史学家张纯如女士,曾为南京30万冤魂奔走呼号。为了向世界人民揭露日军暴行,她搜集史料完成了《南京大屠杀》一书。期间,砍头、活埋、活焚、挖心、分尸……血腥的真相令她颤栗不止,失眠噩梦。来自日本右翼势力的持续恐吓,使她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直至精神完全崩溃。2004年11月9日,年仅36岁的张纯如,开车驶向一段荒僻的公路,她停下来,开枪自杀。


张纯如女士

三、宽恕?

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80多年了,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

我们应该宽恕日本法西斯吗?

这也是美国学者李彼得曾经提出的问题:“在饱受日本的折磨和摧残之后,能够做到克服痛苦和忘记仇恨吗?”

在电影《朗读者》中,德国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汉娜忠于纳粹,她临死前将毕生积蓄装在一个茶叶罐中,希望由米夏转交给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米夏找到了幸存者女儿,她却拒绝接受汉娜的钱。她认为,如果接受这笔钱,就意味着宽恕,而她是没有权利,也不能够宽恕汉娜。


电影《朗读者》剧照:集中营幸存者女儿

人们常用罪恶、万恶、惨绝人寰、十恶不赦等词语,来衡量人类罪恶。然而,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的残忍程度,已经超出了衡量人类罪行的尺度,这让很多人难以宽恕。况且,日本法西斯拒绝承认大屠杀,宽恕又从何谈起?

我们应该以谁的名义宽恕?

宽恕是施暴者和受害者面对面的行为,既是法律问题,也是哲学问题。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说,只有有罪者可以请求宽恕,也只有受害者本人才能给予宽恕。

假如宽恕有可能性,那么我们该以谁的名义宽恕?死难者已经惨死,没有经历大屠杀的我们,没有权利代表死难同胞去宽恕施暴者;我们也不能勉强幸存者和死难者后代宽恕日本法西斯,那是极其残忍的。


大屠杀幸存者去世

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不是为了挑起仇恨,但是也不要轻易地说出“宽恕”二字,不要让宽恕变成廉价的恩典!死去的施暴者已经无法悔罪,我们希望那些苟活人间的施暴者,能够真诚悔悟,公开悔罪,最重要的是改过自新,警示日本法西斯勿再为祸人间。

文史君说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这一天不仅是南京的城祭,也是世界人民的痛苦记忆。我们不能遗忘南京大屠杀,因为遗忘等于二次屠杀。有学者说,历史是和未来相连的,如果不向着未来,那么历史和你毫无关系。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不要让悲剧重演。文史君谨以此文,沉痛悼念30万死难同胞,致敬那些顽强活下来的幸存者。

参考文献

张生:《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初步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张慧卿:《后大屠杀时期南京市民的生活》,《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1期。

王霞:《困难的宽恕:大屠杀事件的宽恕问题探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章开沅编,加藤实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青骢马小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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