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他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呕心沥血，奔波一生，在辛亥革命成功、满清皇朝覆灭后，他又为实现中国国民的自由平等而奋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在孙中山逝世后，民国政府为他在南京城附近的紫金山修建了中山陵，这里也成为了著名的风景景点和标志性建筑，吸引了无数后人的瞻仰。

中山陵气势宏伟，雄伟庄严，是一片极具气势的建筑群，融中西风格与一体，整座陵园和山体相辅相成，令人叹为观止。

那么，这座工程浩大的陵园，当时修建的费用花费了多少，又是谁来承担了这笔不菲的开支呢，围绕这座陵园的修建，又有着怎样的秘辛往事？

中山陵的征地

孙中山先生是在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的，他的遗体暂时停放在北京，等待选定合适的安葬之地。

孙中山虽然是海内外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深受中国人民的敬仰，但当时中国当政的北京政府是北洋军阀一脉，对代表南方革命党的孙中山怀着很深的戒备之心，在他死后，更是担心对孙中山的安葬纪念活动会惹来一些对他们不利的麻烦。

因此，北京政府的当权者段祺瑞授意为孙中山先生颁发了国葬令，声称要以最高礼仪安葬孙中山，但在实际行动中，北京政府既没有委派专人负责也没有提供经费支持，只是把此事推给了南方的国民党。

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创建者之一，为他操办身后事宜也是国民党人责无旁贷的责任，因此在孙中山死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很快成立了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共由国民党元老及骨干成员12人组成。

委员会成立后，马上商议决定，要在南京为孙中山建设专门的陵园，在陵园建成前，孙中山的灵柩先暂时停放在北京西山的碧云寺石塔中，待陵园建成后，再将灵柩移往南京安葬。

之后，葬事筹备委员会马上着手到南京兴建中山陵，同时又在上海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办理孙中山遗体迎葬的具体事宜。

1925年4月，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以及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会同数位葬事筹备委员一起在南京城郊紫金山第二峰小茅山的南坡上，选定了一处风水宝地，作为孙中山陵园的所在地。

要修建一座陵园，最大的开销就是征地成本和建造成本，土地首先就是个大问题。

古代封建帝皇可以随意征用大片土地用来修建自己的宫殿和陵寝，但在已经走入近代的民国，土地大都已经有了明确的地权，要想征用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此时的北京政府，又踢起了皮球，他们将修建中山陵的征地事宜，完全推给了江苏地方政府，让国民党的葬事筹备处直接与江苏当地政府对接处理。

葬事筹备处最初的规划可谓是雄心勃勃，他们初步决定征购紫金山全部山地，以及山南平地约6500多亩，将整个紫金山地区打造出一个规模宏大的公园式纪念陵园。

这其中，准备征用的土地中，各自的主人分别有江苏省第一造林场1000多亩、义农会4000多亩，还有属于当地民众所有的1000多亩。

针对这些土地，国民党葬事筹备的计划是，准备圈占的造林场和义农会土地，本就属于公共财产，他们希望江苏省政府出面按照土地公用征收法拨用，这样就不用花费一文钱。

至于那些属于当地民众的民地，则应该由江苏省政府出面，由地方官委托该地乡董按实际价值收买所需经费由葬事筹备处支付，这笔费用实际由国民党党内经费承担。

但这个方案马上引起了义农会和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的抵制，江苏省第一造林场的态度十分坚决，他们的理由也很站得住脚。

江苏第一造林场指出，孙中山是无可争议的创立民国元勋，深受敬仰，但他是全国人民的元勋，不是江苏一省人民的元勋，因此他的丧葬费用，应该由全国各省共同承担，不应由江苏一省来承担。

造林场认为这片土地是江苏人民的产业，要想圈用，也应该和民地民房一样进行同等补贴，如果经费不足应当和政府交涉，不应该想着白白征用。

义农会的态度则较为缓和，他们实际上用了一个拖字诀，义农会表态支持孙中山陵墓用地的征用，声称征用墓地是没有问题，但要在这么大的范围内修建公园，应当等筹备处准备好了经费，再启动相关事宜。

江苏地方政府本是北京政府领导下的，对国民党修建孙中山陵园的支持十分有限，自然不肯为国民党出头得罪人，因此最后拿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江苏当局将筹备处计划圈定的土地分为即用和未用两种，没有利益纠纷、又确实为修墓所需的800亩官荒山场，可以先行划出，以利葬事进行，至于属于义农会、造林场的土地，既然修建宏大的公园还遥遥无期，那就暂时搁置，等将来要用时再交涉。

葬事筹备处没有什么实际的手段能够制约江苏省当局，只好先同意了这个方案，到了1925年9月中旬，用于修建墓地的800亩公地正式圈拨出来。

至于其余的1000多亩民地，在征购时也阻力重重，虽然国民党承诺按实际价值收购，但大部分村民都觉得故土难离，并不愿意轻易搬离。

最终，直到1926年初，墓道马路所经40余亩民地才征购完毕，1926年7月，葬事筹备处又购买了墓道旁邵家山地60多亩，但当初想要收购的1000多亩民地还是个遥不可及的数字。

此时，南方革命政府发起了北伐战争，国民党的重心都在军事和政治上，葬事筹备处的征地工作陷入了停顿之中，而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功，也给中山陵的征地工作带来了很大转机。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相继占领江浙沪地区，1927年4月，国民党当局建都南京，改组了江苏省政府，原本听命于北京政府的江苏省级政权，被纳入了国民党的统治体制中，江苏和南京更是成为了国民党政府统治地区中重要的基本盘。

在这样背景下，原本阻力重重的征地事宜，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了。

1927年10月，葬事筹备委员会决定扩大陵园范围，将紫金山全部划入，这一计划得到国民政府核准备案。

1928年1月，葬事筹备处函请江苏省政府，将江苏省第一造林场紫金山林区划归国有，并入中山陵园，其造林经费由中央政府拨发。

此时的江苏省政府，本就听命于国民党政府，自然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而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原本很不顺畅的民地征购工作很快就顺利展开。

就这样，修建孙中山陵园最大的土地成本就这样迎刃而解，这里面，有最开始修建墓园的800亩无主荒地，有国民党用党内经费征购的民地，也有国民党政府直接划拨的大片紫金山林地。

中山陵的建造

在1925年，国民党葬事筹备处一边与江苏省政府斡旋征地事宜，一边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中山陵的修建工作。

要修建陵园，首先要有建筑方案，葬事筹备处在《申报》、《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等民国知名报纸上刊登悬奖征求陵墓图案启事和征求条例，向中外建筑师、美术家征求陵墓和祭堂的设计方案。

这种公开悬赏、公平评议的征集方法，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众多海内外知名建筑设计师纷纷参与，递交了很多有价值的方案，最终由数位知名艺术家和建筑家组成的评判顾问团，审定了一二三等奖。

其中，一等奖花落年轻的建筑师吕彦直，出生于1894的他，当时刚刚年满三旬。

吕彦直早年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建筑，1921年回国从事建筑设计，在南京中山陵图案竞征中获得首奖后，他受聘为中山陵的建筑师。

在中山陵的修建中，吕彦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负责草拟所有工程合同、制订所有工程用图和工程条例、解释工程用图和工程条例中的一切疑难问题、审核工程用料、督察指导工程进行、编记工帐目、工程验收、签发工程付款证书、裁决工程进展中出现的所有加帐延期损失等纠纷，可谓是事无巨细处处操心。

敲定了方案之后，1925年12月，葬事筹备处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公开为中山陵第一部工程招标，当时设置的条件十分宽松，只要营造过30万两造价以上工程的建筑商都可以参加投标。

但没想到，到了投标截止时间，参加投标的建筑商只有七家，且报价都大大超过葬事筹备委员会的预期价位。

之所以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跟当时的时局动荡以及国民党的政治地位有关。

虽然这个投标是以政府的名义委托的，但谁都知道实际承担费用的是国民党葬事筹备处，此时国民党能有效管辖的地区有限，未来会如何当时谁也不敢下定论。

对于追求稳当的国内建筑商而言，接下了这么一个大工程，将来领款假如不是很顺畅，那有着再大的实力也会被拖垮，因此应征者寥寥。

负责整个工程建筑设计的吕彦直，则一直对上海姚新记营造厂情有独钟，姚新记成立于1899年，在民国的建筑商中已经算得上历史悠久，曾建造上海电话大厦、外白渡桥和南京南洋劝业会等著名建筑，技术实力雄厚，经验丰富，是吕彦直心中的最佳选择。

但姚新记出于和其他建筑商同样的顾虑，连投标都没有参加，为此吕彦直特意将投标期限延长4天，同时派人以自己的名义写信请姚新记营造厂来投标，最终邀请到姚新记参与投标，在总共八家投标单位中报价倒数第二低。

葬事筹备委员会决定与姚新记直接交涉，希望其减价，姚新记营造厂出于对孙中山的敬仰之情，先是答应将“应得之车马、监工等费及酌提工料涨落之准备金计二万五千两如数捐输”，相当于减去了二万五千两总价。

后来又经葬事筹备处再次要求，又答应减价二万两，最终是以44.3万两的价格承包下了第一部工程。

这笔不菲的建造费用自然由国民党政府来支付，但吕彦直诚意邀请来的姚新记，却最终还是被这个浩大的工程拖垮了。

姚新记签订的中山陵墓一期工程合同中，规定了工程限期内如不能完工，每迟一日，营造厂罚50银元。

但由于当时政局动荡、施工条件恶劣、材料运输困难及资金不足等原因，实际工程延明整整两年，直到1929年3月才竣工，为此承包一期工程的上海姚新记营造厂赔款达14万银元。

在施工期间，因为国民党政府已经北伐成功，掌握了海关关税，姚新记营造厂发函葬事筹备处，请求对运输材料免税，虽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海关免收了部分材料机件的关税，但葬事筹备处认为所省之税应由姚新记工程费中扣去。

姚新记虽有不满，但也无力违抗，这更是让姚新记雪上加霜。

最终，这个工程直接造成姚新记这家资本雄厚、经验丰富的上海大营造厂破产倒闭。

同时令人遗憾的是，劳苦功高的中山陵一期建筑师吕彦直，在陵墓即将落成之前，却因患癌症于1929年3月在上海逝世，年仅35岁。

1928年，中山陵第二期工程招标，最终由上海新金记康号中标，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定都南京，各方面都比第一期顺畅很多，1929年春二期工程顺利竣工。

三期工程则由上海陶馥记营造厂以41.97万两银中标，在1929年8月底正式开工，全部工程于1931年底竣工。

对此时已经定都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来说，承担二期和三期的工程费用自然已经不在话下。

参考资料：

《历史语境下的近代建筑遗产建设机制——以民国时期的中山陵园为例》，《新建筑》，2019年12月

《南京中山陵的历史变迁》，《炎黄春秋》，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