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明朝人称为“昭代史”或“国史”，清初遗民称为“先朝史”，后代称为“明史”。自明朝嘉靖中期开始至清康熙中期(约1544-1695年)，大概150年左右，明史编纂呈繁荣局面。①本文拟对以前关注不够的明史作者群体空间布局上的特点、横向交流上的特点、明史编纂方式中出现的新现象等问题作一论述。②

一、南方地区修史成风

关于人才的地理分布，近年来在文学家方面做得比较多一些，而史学家方面相对来说则几乎没有涉及。此处拟对明末清初的明史编纂诸家的地理布局作一分析。

从空间上说，私修明史首先是从福建、广东破冰的。《龙飞纪略》作者吴朴(1500？-1570年)③是福建诏安人，《皇明启运录》、《皇明通纪》作者陈建(1497-1567年)是广东东莞人。接着，由南而北，浙江、南直隶、江西诸地也开始有人修史。

1.浙江籍：《吾学编》作者郑晓(1499-1566年)浙江海盐人，《昭代明良录》作者童时明(？-1619年)浙江淳安人，《明史概》作者朱国祯(1558-1632年)浙江吴兴人，《昭代芳摹》作者徐昌治浙江海盐人，《国榷》作者谈迁(1594-1657年)、《罪惟录》作者查继佐(1601-1676年)浙江海宁人，《明史纪略》作者庄廷鑨(？-1655年)浙江吴兴人，《石匮书》作者张岱(1597-1689年)浙江绍兴人，《通纪续纪》作者卜大有(1512-？年)、《通纪述遗》作者卜世昌和《皇明从信录》作者沈国元皆浙江秀水人，《皇明法传录》作者高汝栻浙江仁和人。

2.南直隶籍：《宪章录》作者薛应旂(1500-1576？年)南直隶常州人，《弇山堂别集》作者王世贞(1526-1590年)南直隶太仓人，《嘉靖以来注略》、《大臣年表》作者许重熙(1592？-1661？年)南直隶常熟人，《国初群雄事略》作者钱谦益(1582-1664年)南直隶常熟人，《明右史略》作者冯复京(1573-1622年)南直隶常熟人，《明史纪事》作者蒋棻(1610-1664年)南直隶常熟人，《明史记》作者吴炎(1623-1663年)、潘柽章(1626-1663年)南直隶吴江人，《开国功臣录》作者黄金(1447-1512年)南直隶定远人，《皇明副书》作者吴士奇(1566-？年)南直隶歙县人，《识大录》作者刘振(？-1648年)南直隶宣城人，《通纪集要》作者江旭奇(1564-1633年)南直隶歙县人，《通纪全书》作者董其昌(1556-1637年)南直隶上海人。

3.福建籍：《名山藏》作者何乔远(1558-1632年)福建晋江人，《昭代典则》作者黄光升(1506-1586年)福建晋江人，《皇明十六朝广汇纪》作者陈龙飞(1594-？年)福建晋江人，《国史唯疑》作者黄景昉(1596-1662年)福建晋江人。

4.江西籍：《皇明大政记》、《国朝列卿纪》作者雷礼(1505-1581年)江西丰城人，《皇明书》作者邓元锡(1529-1593年)江西南城人，《皇明大纪》作者夏浚(1497-1562年)江西玉山人，《明政统宗》作者涂山江西南昌人。

5.广东籍：《皇明史窃》作者尹守衡(1549-1631年)广东东莞人，《西园闻见录》作者张萱(1558-1641年)广东博罗人。

6.湖广籍：《皇明大政纂要》作者谭希思(1542-1610年)湖广茶陵人，《鸿猷录》作者高岱(1508-1564)湖广京山人。

以上，凡南直隶13人，浙江12人，福建5人，江西4人，广东4人，湖广2人。总体上说，私修作者以浙江、福建、广东、南直为主，其他唯《肃皇外史》作者范守已(1547-1613？年)、《国史纪要》作者张铨(？-1621年)、《明书》作者傅维鳞(1608-1667年)、《明史纪事本末》作者谷应泰(1620-1690年)4人是北方人。

何以明史建构由南兴起、由南而北？这可能是由中国经济文化水平的地区差距决定的。区域差距反映出各地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南方地区是公认的经济、教育、出版、文化发达之区，读书人层面较厚，关注国史写作的人也多，而北方则远不及。同时，这也反映出南北意识形态束缚程度的不同。北方是权力中心地带，思想束缚紧些，而远离权力圈的东南地区则相对松弛。历朝中国儒家教育注重培养士大夫的天下意识，他们虽身处各地乡村，但个个都是“国士”，以天下为己任。身在江湖，却心系朝廷，关心政治。一旦危机来临，部分忧世意识浓厚的士大夫，就会站出来。南方士大夫急公好义，就会自觉承担起明史的建构任务。

但南方史家们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事明史建构、刊刻与传播的。譬如朱国祯，虽位至首辅，但家庭经济不好。他与朋友讲到晚年生活时称：

惟国朝文献，旧稍窥测。今荟萃诸书，删烦补略，勒成一册，可补我朝缺事。工夫约十之二三，计五套五十本之数，明年冬月可成。再明年，付木。刻费与纸料刷印，当用千金。拉舍亲辈作会，可三百金。此外，则乞之相知在仕籍者。④

《史概》刊刻费预算千金，亲戚承担十分之三，朋友出资十分之七，完全靠捐款才得以出版。由此可见，古人是完全靠事业心才做成不朽之事的。南方士人表现出的勤奋、专一精神，是南方史学发达的内在因素之一。

二、史家间横向交流的加强

在一个通讯落后、史家数量日益增多的时代，各地学者间的交流活动频繁程度如何？这个问题前人注意不够。在一个较大空间的国家里，没有公共图书馆，多数人单干各做各的。文史研究更多表现为一种学者的个体行为，即便到今天仍如此，学者间没有学术交流也照样可以写出专著来。但如果有一些横向的学术交流，显然更利于学者个人及群体学术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合理布局，这也正是今日社会学术活动频繁的原因所在。明末清初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那么当时学界交流活动又是如何的呢？存世明人文集中的书信大量出现，说明当时的学术交流活动已比较频繁。下面据明人文集提供的一些明史作者群间的交往细节，可对当时学术发展的横向背景作一探索。

陈建《皇明启运录》刊刻后，得到了同县好友、著名史家黄佐(1490-1566年)的称赞。黄佐劝陈建效法东汉的荀悦(148-209年)，把书续写到正德朝(1506-1521年)，成“昭代不刊之典”。陈建接受建议，于是又广搜材料，投入到续写工作中。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皇明通纪》42卷成。这就是学术交流之功。

郑晓与雷礼是好朋友，在吏部时，他俩经常探讨明史撰写的有关问题。雷礼见过《吾学编总目叙》及部分书稿,“时全书未成，期日后彼此考订，以竟初志”⑤。雷礼作专门性的《皇明大政记》与《国朝列卿纪》，应是二人有自觉性的学术分工。

再看朱国祯与何乔远间的联系。天启三年(1623年)，朱国祯入京为礼部尚书时，曾抄得何乔远《名山藏》抄本，于是关注何氏修史活动。崇祯三年(1630年)，朱国祯决定刊刻《史概》后，曾给何乔远去信。何乔远在回信中称：“所最奇者，老先生留心本朝事，而远亦同斯志……老先生近岁所修，未及续刻，知有所疑避。今其时矣，愿再刻海内，以示同志。”⑥这段材料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何氏为何关注明史？没有记录，明朝历史活动就不会记录。二是朱国祯《史概》何以只刻半部？“有所疑避”是朱国祯《史概》只刻半部的重要因素。由此可知，朱国祯与何乔远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学术联系。

尹守衡与张萱也有经常性学术交流。尹守衡回到家乡，知政治前途已绝，乃重新定位，调整自己的奋斗方向。他早年熟读《左传》、《史记》，比较欣赏左丘明、司马迁，一直有意做史家。他觉得明朝已有200余年历史，“文献具有足征，代多纂述”，于是就想“斟酌前贤，采访近世，删成一代全书，名之曰《史窃》，拟附窃取之义”。消息传出，“闻者群起而笑之”，于是搁笔。正在辑著《西园汇史》的朋友张萱听说后，特意写信鼓励，曰：“吾以今人论古人，无伤于今人，故免于诮。子以今人论今人，宜滋多口也。虽然，子笔大如椽，直如矢，必勉之，毋避敌而退舍。”⑦于是，尹氏筑书斋“荡云航”，专心从事《史窃》写作工作，惟和朋友张萱经常交流写作心得。受尹守衡作《史窃》启发，张萱下决心编纂了《西园闻见录》：“先生尝为《史窃》一书，盖明兴二百五十余年得失之林也，此天壤俱敝者，余不能赞一词，因窃取先生之义，为《西园闻见录》二百卷，以庶几于谋野之业，以从先生后。自先生《史窃》出，而余且焚砚矣。”⑧在朋友困难时，加以鼓励；受朋友启发，另成一书。这正是学术交流之功。

再是朱谋与许重熙、钱谦益间的学术交流。在江西明宗室中，有一位著名学者朱谋(1550-1624年)，“贯串经史，博览群籍”，撰写过《邃古记》、《藩献记》等112种。又“留心国典”，“通晓本朝掌故”，关注明史编纂。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后，钱谦益决意写国史，朱谋知道后，特意写信给钱氏，称“二百年来，尚无成史，非公谁任此任者？吾老矣，粗有纂述，多所是正。愿尽出其藏，以相佽助”⑨。他抄了一年多的资料，可惜在托钱谦益同宗带回的路程中烧毁了。也约在这个时候，许重熙因科场失意，漫无奋斗目标，游学到江西朱谋家。他说：

纵谈夜半，予不胜意痒。归客受之(钱谦益)斋中，得尽读本朝实录。检点旧事，拟撰六表，而《大臣表》最先成。有悦之者，私取梓焉。万历诸公，稽考不备，犹未卒业。郁仪贻书督我，遂因受之，草次成编。⑩

两人的谈话十分投机。许重熙禁不住朱氏诱导，决定选明史作为自己的主攻。江西之游后，许重熙回到常熟，结识同县名流钱谦益。时钱氏罢官在家，正准备修明史，家中蓄有丰富的明史资料。许氏结识钱氏后，因志趣相同，遂入住钱家借读。他读到了《明实录》等书，计划撰写六个年表。由于朱谋的写信督促，于是先成《国朝殿阁部院大臣年表》。许重熙、钱谦益是年纪差不多的青年学人，在许重熙成为明史专家的道路上，朱谋的劝导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何乔远长期里居，但讲学交流活动不断，培养了不少学生，也影响了不少朋友。《东西洋考》作者张燮(1574-1640年)是何乔远的朋友，他们之间有较多往来。内阁大臣蒋德璟(1593-1646年)、黄景昉(1596-1662年)都是何乔远的学生。黄景昉《国史唯疑》脱稿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前(11)蒋德璟有意修《明书》，称：

而余更有商者。昭代皇宬既秘不可窥，诸稗史《通纪》、《传信》诸书，尤多舛陋，易误来学。试以实录为纲，而合郑端简、王弇州及吾师何氏《名山记》之类，成一部《明书》，何如？余不敏，病未能也，请以俟君子。(12)

从其仍称何书为《名山记》来看，这封信应写于天启初年(1621年)前。

还看钱士升(1575-1652年)与许重熙和谈迁的交往。钱士升做过阁臣，是当时江南史界一大领袖，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布衣学者，如许重熙、谈迁等。许氏晚年和钱士升交往较多，自称门下士，而钱氏向来视许氏为良友。明亡后，钱士升以《宋史》南渡后“尤偎杂失次”，决定改写《南宋史》，许重熙出力甚多：“修《南宋书》，袁闳土室，自一二行脚往来外，至戚亦罕觏其面。独先生(许重熙)至，一编相对，有非左右所得知者。”(13)约顺治七年(1650年)秋，《南宋书》成，许重熙将稿子带回常熟，替每篇作了论赞，且誊抄正稿，开始刊刻。顺治八年春，许重熙曾给钱士升写信：

自去秋一觐道范，不觉又已春季……去腊，便欲遣僮正为写字人，迟迟至今。寄上李纲、吕好问、宗泽、张邦昌、吴玠、张浚共六卷，并刻过一本，余当更写之，五月后自携至耳……门下重熙顿首启。(14)

可惜钱氏这年就死了，《南宋书》也因此未能刊刻完。原稿藏于许重熙处，到嘉庆间，始由苏州书商席氏“扫叶山房”刊刻于世。由此可知，没有许重熙的帮忙，钱士升难以完成《南宋书》。谈迁《国榷》初稿失窃后，决心重修。他作《上钱塞庵相国书》，得到了钱氏的支持，他来到了钱士升家，雇人抄录了《明实录》，又搜集到了不少新书，如朱国祯《史概》、何乔远《名山藏》、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与《国朝殿阁部院大臣年表》等。于是，他再以实录为主，遍考群籍，成《国榷》初稿，时为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九年，钱士升卒，谈迁以门下士身份，作《钱相国诔》。由此可知，没有钱士升提供实录，谈迁就难以实现重修《国榷》之愿。

查继佐与张岱间也有联系。查继佐拟到山阴拜访张岱，《东山外纪》卷二云：“山阴前辈张宇(“宗”之误)子留心明史二十余年，汰繁就简，卷帙初备。欲移其草，就先生共为书。”(15)这里仅说查继佐准备拿了初稿，与张岱合著明史。张岱有《读查伊璜三说》诗，称：

高轩前岁过吾庐，得见异人读异书。搏虎搏龙力不暇，急与之角有昌黎。古来作史有几个？字字皆拾龙门唾。自出手眼惟君能，廿一史中参一座。皇明史宬一无留，草野收藏可汗牛。老生得此全无用，助尔添修五凤楼。家传投来集若云，其中清浊未能分。多君笔有秋霜气，一卷裁成冰雪文。古今史贵一人成，四传春秋辅以行。折简殷勤招及余，他年留作褚先生。(16)

这首诗印证了《东山外纪》的记录。查继佐给张岱写过信，“折简殷勤招及余”；张岱回了信，强调“古今史贵一人成”，婉言谢绝了合作要求，仅提供了部分明史数据。此信还透露，查继佐曾在写信的“前年”到过张岱家，张岱见过《罪惟录》初稿，对查氏及其著作的评价很高。

以上零星材料表明，明末清初的明史作者群体之间，有一定的学术交流，相互之间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是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

三、编纂方式的集体性与整体性

1.对集体编纂的重视

一般说来，私人修史属个体行为，至多有朋友参与意见。但到了明末清初，一些新的编纂方式也出现了，如合作写史，吴炎、潘柽章合编《明史记》，王锡阐、戴笠也写了一部分。查继佐修《罪惟录》，徐元文(1634-1691年)、范兆芝(1624-1658年)、张岱，都曾是被邀请对象，他的不少门生实际参与了修史工作(17)。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每个人知识结构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一个人想独力完成综合性的国史也确实有困难。邀人合作，无疑是一种理想的修史方式。

甚至，在江南富裕的新兴市镇上，竟有富人出资设局修史，如南浔镇庄氏。由于庄氏史案的政治影响太大，结果后人往往只关注其负面影响，而对庄氏修史本身所体现的时代意义思考不足。其一，江南富人参与修史行列。江南是明末清初中国最为富裕的地区，由于传统的重文传统，也使不少新兴的富人关注文史编纂，在此方面庄氏家族是一个典型。其二，民间设局修史现象出现。中国历史上，只有政府设局修史，个别史官和个别地方幕府设局修史，未见有财力的民间学人出面设局修史。庄氏此举，无论如何是一个新现象。长期以来，我们为顾炎武“瞽史”说所左右，称庄氏是富室子弟、瞎子，为了扬名，于是仿左丘明，奋笔修史。庄氏虽非一流史才，但还是有些文史之才的。更为重要的是，庄氏不是传统的学者独立著史，而是设局修史。他的角色是个主编，他的能力表现为组织管理。据查继佐记载，庄氏“延三数知己，穷日夜之力，纂次磨对，苦浩繁无所制。且负至性，生无所嗜好，必手求此书。久之，因劳失明。就医数百里外，犹闭目引史学充左右，令人口诵不休也”(18)。更可贵的是，庄氏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才能有限，所以，修史时也想聘几个名家当“顾问”。其三，金钱报酬现象的出现。中国历史上，修史多为官修或私修，两者共同特点是没有金钱报酬。而庄氏修史，则自己出钱请人修史，“计字每千，酬金三十两”(19)。从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来看，谈钱有辱斯文，计字酬金是一种侮辱修史神圣事业的行为。而从现代工商观念来看，按劳计酬，发放稿费，则是肯定脑力劳动价值的表现。当时这对穷知识分子来说，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其四，是编纂时间短。庄氏何时始修《明史纪略》，文献没有明确记录，大体在明亡以后。由于是集体创作，所以，编纂所用时间并不太长。时间短，见效快，正是集体项目的特点。

2.编纂的整体计划性

到了明末清初，研究与编纂明史，目标不完全是一本书，而是有整套计划。如何乔远编纂《名山藏》之外，又编《名山编年》。谈迁编完《国榷》之余，想编纂一部纪传体明史。查继佐有一套写作计划，于明朝成《明史》《明文》、《明诗》、《明制义》，“并成一代之书”(20)。黄宗羲晚年有一套雄心勃勃的编写计划，即于宋、元、明三朝，各编一部儒案、文案、史案。黄氏是先从编《明文案》、《明史案》、《明儒学案》入手的：“其所撰述，自洪、建以来国家大事、人臣贤邪及历朝章疏，曰《史案》；方正学而后至阳明、蕺山论学案旨，授受相承，曰《学案》；录三百年以来名文，曰《文案》。”(21)今《明文案》(即《明文海》)、《明儒学案》存世，惜《明史案》没有传下来。谷应泰于明史有一套“全史”编纂计划，准备于明朝历史分别写作《明纪》、《通鉴》及《纪事本末》三部书。

下面拟结合新资料，对谷应泰作一重点分析。关于谷应泰史学研究，长期以来困于著作权之争，局限于《明史纪事本末》一部书，让人感觉谷氏是一个舞文弄墨的学官。这种认知是大有问题的。笔者首次注意到了几条资料。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二月谷应泰为浙江石门(今属桐庐)范光宙《史评》写的序言称：

余尝不自量力，思追踪古人，以备修史之阙，于全明二百六十余年，搜葺见闻，分为《明纪》、《通鉴》及《纪事本末》三书。日编月录，浑汗呵冻不少辄，及今乃成，凡丧葛十余易矣。据事考情，实录虽国史，纪载虽名家，类皆有所迁就文致于其间，则一持之以平。虽不敢谓才力雄独，上附左、马，然每矢一议，似好恶不相阔于人者，三代犹存，此余志也。(22)

这段材料表明，谷应泰有一个庞大的“全史”写作计划，于明朝历史准备分别写作《明纪》、《通鉴》及《纪事本末》三部书。《纪事本末》即今天所传《明史纪事本末》，刊于顺治十五年十月。需要讨论的是《明纪》、《通鉴》两部书。按传统习惯，凡带“纪”的都是编年体作品，只有带“记”才是纪传体作品。但从上文语气来分析，《明纪》应是纪传体明史，而《通鉴》才是编年体。康熙二十年(1681年)官修《明史》时，曾要求地方上提供未刊私修明史著作抄本，其中有“《明纪》，丰润谷应泰撰”(23)一语。此《明纪》，不少人会想当然地理解为《明史纪事本末》，恐误。因为与《明纪》同时进送的张岱《石匮书》、查继佐《罪惟录》、傅维鳞《明书》都是纪传体明史，所以《明纪》是纪传体明史的可能性更大。如此，就与前面谷应泰本人所言吻合了。

《通鉴》的书名令人费解，可能是《通鉴纪事》。据朝鲜使臣记录，“丰润人谷应泰为浙江提学时，合《通记(纪)》、《本末》、《(明纪)编年》、《(皇明)世法(录)》等书，补以闻见，撰《通鉴纪事》一部五十余卷，而始自至正，止于顺治十年前。应泰死，而其子因刊行之”(24)。有学者以为“这里的‘《通鉴纪事》一部五十余卷’，虽然书名及卷帙有所出入，但其所指当为《明史纪事本末》无疑”(25)。这是思维局限于谷氏只有一部《明史纪事本末》所致。今本《明史纪事本末》记事只及崇祯十七年，而此书“始自至正，止于顺治十年前”，表明这是一部编年体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早在顺治十五年已经刊刻，而此书“应泰死，而其子因刊行之”，也旁证了此书就是谷氏所谓《通鉴》。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谷应泰死后，其子刊刻《通鉴纪事》的可能性是有的，当时政府正在修《明史》。可惜，《通鉴纪事》后不见著录。

谷应泰所谓《通鉴》，也可能是《通鉴续编》。张均衡《适园藏书志》卷三曾著录无名氏稿本《通鉴续编》132卷，残存22卷，前有无名氏序，后有武康韦人凤六象《读实录后序》，称“余惟因实录之书，仿《通鉴》义类，便寓目焉。订讹正谬，复作考辨百则于后。此老儒抱经之智，非太史职官之所掌也。武康韦人凤六象氏序”。张均衡据此猜测《通鉴续编》作者就是韦人凤，有的图书馆编目就直接署名“(清)韦人凤撰”，我看此说须做进一步分析。从谷应泰《史评序》来看，这部《通鉴续编》应是谷应泰的“《通鉴》”，而无名氏《通鉴续编序》当也为谷应泰所作：

予自明季，慨然衰乱，即广搜左右诸史。今于役两浙，校士之暇，更得纵览一代之典籍，尽取其治忽兴衰之次序，编而辑之，得一百三十二卷……有明薛方山先生试士于浙，续以《宋元通鉴》。国家信史，自在兰台秘密，予不敢附温公之后尘，而谬膺教士之后，窃欲比于方山之起也。是为序。

“今于役两浙，校士之暇”，正是浙江督学谷应泰的口气，而韦人凤仅是一个普通贡生。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韦人凤是《通鉴续编》的执笔人，谷应泰是署名人，是《通鉴续编》知识产权拥有者。由前面可知，至顺治十五年底，谷应泰完成了三部书，与此处之说正相吻合。嘉靖末年，薛应旂为浙江学政，修《宋元通鉴》。顺治末年，谷应泰为浙江学政，续修“明通鉴”。两者之间确实有相似之处，这是谷应泰引以为豪的事：

大题曰《通鉴续编》，小题曰《明纪》，而卷数相合。是宋元并未编而专纪明事也。仅存太祖朝十三卷，熹宗、怀宗一百十五卷至一百二十三卷。言及东事则抬写，称大清兵，亦并无忌讳之事，评曰均空其名。(26)

“言及东事则抬写，称大清兵，亦并无忌讳之事”，这也符合谷应泰的清朝官员立场。惟《通鉴续编》也称《明纪》，容易让人糊涂。由上所述，《明纪》是另一部纪传体明史。

事实是，谷应泰自明季为诸生时，即已经关注明史，广搜资料。到浙江以后，设“谷霖仓著书处”于西湖畔，广搜明史资料，连当时未刊明史稿也征集。谷应泰出钱征集到了不少未刊手稿，如以“五百金购请”张岱《石匮书》，蒋棻(1610-1664年)(27)《明史纪事》也应征人，而谈迁《国榷》手稿有否征入，目前无法定案。使用未刊稿，而且不注明出处，这在清代是允许的，康熙间政府修《明史》就是这么做的。1830年，朝鲜使臣曾从北京购得全套《明实录》，携归朝鲜。朝鲜人赵秀三(1762-1849年)为此作《皇明实录歌》，其中有“四百六十一卷明实纪，当时史才称谷氏……左有记事右记言，旧臣应泰今皇旨……丰润之谷后式微，此本流落燕南市”语。《皇明实录歌前言》称，“此书盖史馆旧藏，谷氏之所据修全史者。”(28)这段材料有三点值得注意：(1)明确提到“修全史”，正与谷氏本人所言吻合。(2)谷氏曾得《明实录》抄本一部，身后流落朝鲜。(3)“四百六十一卷明实纪”如何解？朝鲜所藏《皇明实录》2825卷，461册，所以，一般的说法，“四百六十一卷”就是“四百六十一册”。由上可知，谷应泰是一货真价实的明史专家。

而且，谷应泰邀集两浙名士修史，绝非传统所言仅《明史纪事本末》一书，而应是《明纪》、《通鉴续编》、《明史纪事本末》三部书同时进行。这么庞大的明代“全史”编纂计划，谷应泰本人显然力不从心。虽然他正值年富力强的37～39岁年纪，但他的本职工作是轮流到浙江各地选拔人才，不常住杭州。如此，他肯定得利用督学权力，邀请部分信得过的浙江士人帮忙(29)如此，韦人凤(30)、徐倬(1623-1713年)、张子坛等都有可能成为参与修史的浙江学者(31)。三年之内，他们分别用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修成三部明史，确实是高速的。“江浙为书籍之渊薮”(32)，浙江是明末清初明史编纂的中心地，人才多，作品多，精通明史而又拥有《明实录》的谷应泰，想在三年之内主编成三部明史，应该是可能的。利用权力，请人捉刀代笔，最后署上“主编”甚至“著”，这类同现代集体项目的修史方式。

谷氏三部明史，后世仅知《明史纪事本末》，而不知道《明纪》、《通鉴续编》，《明史纪事本末》、《通鉴续编》已经出版，而《明纪》没有刊刻的原因，开始是经费因素，后来是政治因素。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二月，因“真书清事”，谷应泰“为家僮所告”(33)。御史董文骥针对《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李自成之乱》将捕杀李自成功劳归功于南明将领何腾蛟一事，参了谷应泰一状，认为抹杀了清人出兵为明季君臣讨贼之大义(34)。顺治帝下令检阅原书，“家人闻信，即将写版投井之中”(35)。后虽“知其书无他，不之禁也”(36)，但谷氏还是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40岁就被迫退出官场，不再染指明史编纂之事。谷氏修明史，不仅没有带来荣誉，反而葬送了自己的政治与学术生命，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从此，他被迫隐居家乡30年，过着十分低调的生活(37)。经此折腾，特别是康熙初年庄氏史案后，谷应泰自然不敢再出版《明纪》、《通鉴续编》两书。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五月初十日，朝鲜人李德懋(1741-1793年)作为使团随员身份入燕，途经丰润，召谷应泰五代孙笔谈，问及《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孙“嚬蹙良久，乃曰：‘先祖坐此书被祸，故毁板不行于世。盖真书清事，为家僮所告。康熙二十九年，年七十，坐死。登顺治科，官至浙江提学。’书状屡请详言其事，其人竟秘讳不言，掷笔而起”(38)。谷应泰“坐死”事，未见其他中国方面的记录或资料。不过，朝鲜使臣与谷氏子孙交流用的是笔谈方式，所记当不误，更可证《明史纪事本末》案对谷应泰及其家族的寒蝉效应。此事虽未出现杀人现象，但学术损失不亚于庄氏史案。康熙二十年(1681年)《明纪》被征入史馆，没了下文，从此消失于世(39)。而《通鉴续编》稿本虽然传了下来，但已经残缺。这也可能是上帝吝啬，一部《明史纪事本末》就让谷应泰获得极大身后荣誉，如果三部书都流传下来，那他将成为历史上唯一用三大古典史体写作明史的史家。

四、余论

明史的编纂，始于嘉靖中期，至康熙初期，前后近150年。从修史组织的形式来看，私修为主，官修仅一次，且流产了。从空间分布上说，南方地区强于北方。明末清初的明史建构，确实出现不少新现象，如专业化的初现、注重史料的考信工作、对集体编纂的重视和编纂的整体计划性等。这次明史建构，形成了丰富的明史文本遗产。成熟的领域，产生成熟的作品，丰富的明史建构遗产是清修《明史》比较理想的原因之一。

庄氏出资设馆修史，谷氏用权设幕修史，清初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集体修史活动。庄氏、谷氏分别是项目负责人(或“学术老板”)，下面招了一帮“知识打工者”，分工合作，限时完成。最后，由项目负责人出资刊刻，他也就是知识产权人。明朝几位本朝史专家，如郑晓、吴士奇、尹守衡、朱国祯、何乔远等，都是用几十年时间来完成一部书，而清初出现的集体修史，则只要几年就可以完成，这就是新的编纂方式。

现实政治利益与历史求真原则间的协调与冲突，是历史建构中永远要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明代，就已经出现“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现象。明清更替，遗民们站在明朝立场观察问题，要如实记录这段历史；而清统治者站在新朝立场，要刻意掩盖这段历史，以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双方利益冲突的结果就是史案的发生。谷氏因抹杀了清人出兵为明季君臣讨贼之大义而虚惊一场，庄氏则因记录清人早期历史和他书写明清战争时的明朝立场而遭来灭门之灾。谷氏、庄氏史案的发生，虽有不同民族新旧王朝更替的背景，但实际仍是一些汉族无耻政客为了个人利益而掀起的政治风波。

在明史写作上，明代官修与私修的互动，反映在实录的传播与使用上。实录的秘藏宫中，限制了明史的编纂；实录的外传，提升了明史研究与编纂的水平，但也限制了视野，让他们过多关注政府史，而于民间历史则重视不够，更毋论史学理论。明实录与明史学的关系确实密切。

明末清初的明史建构，整体叙述多于专业化研究。当时主要有两大动机，一是反思，二是补缺。完美主义建构，就没有问题意识，思想性就差，必然影响作品的深度。当时没有严格的学术界和学术研究，于是，明史的编纂就不可能深入化。出于政治的重新建构，往往只有当代阅读价值，而缺乏传世价值。出于学术的建构，可能当代阅读者不多，但因越来越精细化，难以被人代替，自然也就越有长久流传价值。

如何深化明代史学研究？下面谈三点设想：

(1)史源讨论可以引入史学史研究。前人编书，缺乏研究，都是材料抄来抄去。现在的编书经验告诉我们，未经过拷问，将别人的东西信手拈来，是很会出差错的。史源分析是讨论一部史著学术水平的重要手段，会促使人对材料读得更仔细。没有这种解剖，只有作品思想、体裁的整体介绍，就会显得空洞。史学史研究之所以不对历史学其他二级学科专家产生作用，正在于它的整体介绍，没有对材料来源及水平做深入研究。

(2)建构的分类专门考察更重要。明史建构研究是顺时考察，顺时考察是整体考察，更有意义，更为主动。不同时代的书写，是一个不同内容的选择过程。不同时代的学者，都有权力加入修订版本之列。从本质上说，不同时代同一体裁的明史著作，是版本的升级。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偏重整体考察，但分类专门考察更为重要。譬如不同明史作品的帝王书写考察、不同明史作品的分类传记考察、不同明史作品的外国与四夷传考察、不同明史作品的女性书写、不同明史作品的忠孝节义书写，这样的分析如能更为深入，或许可以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来。

(3)加强史料的搜集与汇编。学者更看重第一手文献，有材料才可以重新建构。从现代专业角度来看，需要有专业的史料汇编。如此积累，研究才会加深。电子版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明清实录等诸部大型丛书的出现，将方便当代学者，大大提升明代史学研究的水平。（钱茂伟）

注释：

①关于不同时期史学家们建构明史的状况，钱茂伟的《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及有关论文中已有阐述(详参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附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也参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20世纪的明代史学的总体研究概况，详见钱茂伟：《明代史学研究史述略》，盛邦和主编《东亚学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也见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叙论》。关于明末清初史学的特征研究，较早的有葛兆光：《明代中后期的三股史学思潮》，《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姜胜利：《明代野史述论》，《南开学报》1987年第2期；乔治忠：《清代历史文献学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迅》1989年第1期。90年代以后，主要有钱茂伟：《论明代中叶当代史研撰的勃兴》，《江汉论坛》1992年第8期；钱茂伟：《论晚明当代史的编纂》，《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2期；钱茂伟：《也论清代初期的明史学成就》，《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七辑，1996年出版。

③吴朴生卒年，据“福建省情数据库”(www.fjsq.gov.cn)所列“吴朴”条，此前有关资料均不详。

④朱国祯：《朱文肃公集·书·答陆大夫》，《续修四库全书》第1066册，第220页。

⑤雷礼：《吾学编序》，见郑晓《吾学编》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⑥何乔远：《答朱平涵相国书》，《镜山全集》卷三四，崇祯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⑦尹守衡：《叙传》，《史窃》卷一百五，《续修四库全书》本。

⑧张萱：《寿尹用平年兄八十有一序》，《西园存稿》卷十八，康熙刊本。

⑨钱谦益：《宁藩中尉贞静先生谋》，《列朝诗集小传》下册，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78～779页。

⑩许重熙：《自序》，见许重熙《国朝殿阁部院大臣年表》卷首，万历刊本。

(11)今有陈士楷、熊德基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2)蒋德璟：《鉴杓序》，见黄宗羲：《明文海》卷二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钱佳：《赐余堂年谱·识》，见钱士升《赐余堂集》附录，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14)钱士升：《赐余堂集》卷十附录。

(15)见沈起、陈敬璋著，汪茂和点校：《查继佐年谱、查慎行年谱》附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2页。

(16)张岱：《张子诗粃》卷三，见张岱著，夏咸淳校点：《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7)梁绍杰、明柔佑：《关于张岱石匮书的几个问题——以撰写过程及流传为中心》，香港《明清史集刊》第八卷，2005年12月出版。

(18)刘振鳞、周骧：《东山外纪》卷二，见沈起、陈敬璋著，汪茂和点校：《查继佐年谱、查慎行年谱》附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5页。

(19)范韩：《范氏记私史事》，见周延年辑：《南林丛刊》次集，1939年版，第11页。

(20)刘振鳞、周骧：《东山外纪》卷二，第111页。

(21)李邺嗣：《答溧阳周二安书》，《杲堂文续抄》卷三，见李邺嗣著，张道勤点校：《李杲堂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2)谷应泰：《史评序》，见范光宙：《史评》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3)康熙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圣旨，见傅维鳞：《明书》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4)赵荣福：《燕行录》，见《燕行录全集》卷三六，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页，转引自王振忠：《朝鲜燕行使者所见十八世纪之盛清社会》。

(25)王振忠：《朝鲜燕行使者所见十八世纪之盛清社会》，载尹忠男编：《哈佛燕京图书馆朝鲜数据研究》，韩国景仁文化社2004年11月版。

(26)韦人凤：《通鉴续编后序》，见张均衡：《适园藏书志》卷三。

(27)邱炫煜：《明末清初蒋棻及其〈明史纪事〉之研究》，《简牍学报》1997年第1期。蒋棻生年，据《崇祯十年丁丑科进士三代履历》“庚戌八月十九日生”补，《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

(28)孙卫国：《〈明实录〉之东朝鲜及其影响》，《文献》2002年第1期。

(29)陈祖武：《明史纪事本末》，见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01～317页。

(30)(道光)《武康县志》卷十九《韦人凤传》：“韦人凤，字六象，康熙初岁贡生。与兄人龙、弟人驹皆好学，善属文，尤工诗。少隐万山中，四库六经，无不淹贯……著有《万里志》、《缑城集》。又撰《显宁寺志》，未成，卒。”

(31)徐泓：《〈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校读：兼论其史源、编纂水平及作者问题》，《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2)李德懋：《入燕记》，见《燕行录全集》卷六六～六七，转引自王振忠：《朝鲜燕行使者所见十八世纪之盛清社会》。

(33)李德懋：《入燕记》，见《燕行录全集》卷六六～六七。

(34)王崇武：《董文骥与〈明史纪事本末〉》，《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1948年出版。

(35)王树枬：《胜水巵言》，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四册末附，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18页。

(36)徐世昌：《谷应泰》，《清畿辅先哲传》卷十九，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7)人们对谷氏晚年生活了解甚少，以致有人怀疑谷氏的史才。谷氏有《筑益堂文集》、《筑益堂诗集》，当可补其晚年生活信息，惜流传不广，阅读者甚少。

(38)李德懋：《入燕记》，见《燕行录全集》，卷66～67。

(39)范守已有一部纪传体《明史提纲》，朱彝尊送进史馆后，也没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