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神世界


前文谈了《西游记》的反儒学立场,而关于小说中的佛道之争,向来不乏阴谋论。

从《西游记》创设的世界图谱来看,诸神世界有合作意识,但依然是一种多元格局,就像全球化并没有消弭国家民族界限。玉帝老君如来观音之间颇多外交往来。

但作者对神界的差异性描述,反映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佛教东传,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发生冲突,道教在理论上是处于劣势的。

这也让走向衰亡命运的王朝的读书人,对异质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佛教,是否足以支撑改造灵魂变革世界的希望?

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中怪力乱神的东西一向很多,六朝志怪及其之前的“小说”几乎都在鬼域神界转悠。但中国却少有系统集成的神话作品。《西游记》以超凡的艺术想象描述了一个嵌入世俗理想的神话世界,这使它获得了不同于其他“神魔小说”的品格。书中以人、神、妖三种生命形态展开的幻设奇境尤为精彩,不同生命形态乃至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间的变化与互动,给人带来无穷想象。

《西游记》有两套神祇系统,一是来自道教和中国本土民间信仰,从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上老君到十殿阎王、土地、城隍之类,都属于这个系统;另一个来自西方佛国,有佛祖如来、观音、文殊、普贤、地藏王菩萨,还有众多罗汉、金刚等等。将这两大系统整合到一起,是一个颇为奇特的创设。从小说描述的情形来看,已经有了合作意识的诸神世界依然是一种多元格局,就像当下全球化并没有消弭国家民族界限。观音菩萨往瑶池赴会,诣云霄殿拜会玉皇大帝,纯如一种外交活动,彼此有宾主之仪,并无上下之分。

本书也有作者自撰的神祇,如孙悟空的授业恩师菩提祖师就是一例。而孙悟空(前身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本身也是文学虚构。按,鲁迅认为,孙悟空原型出自《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所述唐李公佐“假设之作”中的淮涡水神无支祁。而胡适、陈寅恪考证,是佛教俗讲将印度《罗摩衍那》中Nala神猴与《贤愚经》的闹天宫故事串到一起的结果。

有趣的是,孙悟空和菩提祖师的教门归属多少有些暧昧。仅从悟空、菩提这类命名来看,二者应是佛门中人(菩提祖师又名须菩提,让人联想到同名的如来弟子)。但孙悟空在菩提祖师那儿学成本事并未修浮屠之道,起初是在玉帝的地盘里混世界,闯龙宫,打冥府,大闹天宫诸节都以本土神话为背景。至于菩提祖师本人,更是亦佛亦道,似乎还精通儒家、墨家、阴阳家诸术,完全是文化多样性的范儿。悟空离开灵台方寸山之后,这祖师就不再露面了,而开启灵性的石猴,最终在取经途中一步步走向佛门。禅家有谓“万法归一”,悟空的命运是一种隐喻。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对道教和本土的神魔世界多作丑化性描述。譬如,玉帝之颟顸无能,文武仙卿多是酒囊饭袋,关键时刻众多天兵天将竟无一人是男儿。无能倒也罢了,而且这个系统还颇生妖孽,就是阻难唐僧取经的那些妖魔鬼怪,其魔道异术大抵有如《神异经》、《十洲记》乃或六朝志怪一类诞谩之说。而且有意思的是,修炼成精的山魅也好,走入下界的灵怪也好,又往往变作道士人形作祸凡境。譬如,第四十四回,在车迟国把持权柄的是虎、鹿、羚羊变成的道士,所以将敬道灭僧搞成一场运动。第五十三回,霸占解阳山落胎泉的妖怪也作道人模样,号称如意真仙。第七十三回,蜈蚣精成了黄花观的“多目怪”道士,那厮擅施金光罩,悟空求助毗蓝婆菩萨才破他妖法。第七十八回,在比丘国作恶的老道是南极寿星胯下的白鹿,自诩“古来惟道独称尊”,指着唐僧嘲笑释家坐禅是“盲修瞎炼”。

这里需要指出,书中佛道两套神祇系统的运作方式有很大区别。本土道教的神仙世界是一套“权力―科层”体制,以玉帝为核心的天庭主宰天上地下乃至冥界的一切事务。如,龙王行雨须有玉帝敕旨,时间地点、雨量多少都有规定,他那儿只是一个职能部门。第六十六回,孙悟空为破黄眉怪去武当山找真武大帝,却被告知没有上界旨意不敢擅动干戈,只能借他龟蛇神龙数将,这是一方诸侯的权限。当然,凡界之大唐政权亦须听从云霄殿的号令,如降旨魏徴斩龙就是明证。不同的是,法门广大的佛国诸神却并不依赖这种权力运作,佛陀自有一种话语权,一种软实力。佛在人心,菩萨不坐衙门。可见在《西游记》作者对神界的差异描述中,隐含着思想挑战权力的旨意,这是当日觉悟士人的希冀。

所以,书中处处表现佛之法力无边。当孙悟空从八卦炉中纵身而出,把天宫闹得稀糟,玉帝百般无奈之下只能请如来祖师出手相助。无法无天的孙悟空搅乱了上下三界秩序,胡适将其作为“革命”隐喻亦颇贴切,但是这种一个人(猴)的革命不可能改变世界,革命首先需要拯救人心。佛祖降伏妖猴,按,猴子此际还被视如妖孽,第七回诗中称之:“也能善,也能恶,眼前善恶凭他作。”《西游记》里神(仙)妖(魔)之间的转换值得注意。一方面是维和、维稳,另一方面也是为日后取经之旅埋下伏笔。按《西游记》的叙事逻辑,造反不是变革世界的办法,改造灵魂(心性修持)才是“正善之门”。

总之,在这部释道杂糅的小说中,中国本土道教系统的鬼神世界带来的往往是苦难与灾祸,而度亡脱苦的希望则远在西方佛国。

《西游记》的叙事意图中有一点不能忽略,它清楚地表明:当古老的中华帝国进入衰败之期,士林中人无疑对异质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在这里,佛教被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符号,也是一种被寄予希望的新思维。但看唐宋以来的历史,不安于现状的人们往往将外来文化(尤其宗教)视为某种新的思想资源,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五代北宋名为“食菜事魔”的秘密组织及方腊起义,还有元末红巾军起义及以后的白莲教,都与来自波斯的摩尼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明代中后期思想锐者更是放眼儒学之外,李贽、焦竑一班人鼓吹佛学,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热衷西学(甚至是天主教徒)。再后来,屡试不第的洪秀全创办“拜上帝会”,干脆将基督教义变成一种造反理论。这些都是人所皆知的史实,却很少被历史教科书描述为异质文化的冲击。检讨中国历史,书上每见“闭关自守”之结论,其实“闭关”者乃国家权力意志,读书人内心并不一概“自守”。

敬请期待西游系列完结篇,欲知前情可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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