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进入庞巴迪20周年的那一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董事长在一个只有公司高级管理层和董事局成员的晚宴中，专门请张先生到台上，表彰张先生带领庞巴迪中国从单枪匹马到成为中国轨道交通领域最成功的外国公司，并且把一枚服务20周年纪念勋章发给了他。

张先生走上台，说了一番话：在这里，你们认为我是中国人，在中国，人们认为我是外国人，但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干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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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经济峰会上，举行了一节名为“中国梦和美国梦：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分论坛。论坛上的六位发言人分享了各自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与体会。

2018年底，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设立了《老百姓的中国梦》课题。课题组深度访谈了100多个中国人和他们的家庭。

他们中有生于2、30年代的耋耄老人，也有21世纪后出生的新新人类；他们中有企业老总、公务员、医生、学者，也有农民、农民工、快递小哥、服务员和清洁工。

他们的命运历经中国发展道路上一个个重要节点。有时他们站在了浪潮之巅，更多时他们被浪花拍入水底却仍奋力向上游——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张先生，现为世界500强企业高管。时势成人，是对张先生前半生最好的概括。无论任何时候，“做一个真正的人”都是他的梦想。不过，对张先生来说，何谓“真正的人”在不同的阶段有迥然的含义。

张先生上高中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热潮。上山下乡，是当时最时髦的选择。于是张先生响应国家号召，到了山东的某公社。

那个时候，他梦想中的“做一个真正的人”是在农村的广阔土地里大显身手，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服务。”这是少年张先生对“真正的人”的理解。

进入公社，山东提出干部选拔任用要“老中青三结合”，当时19岁的张先生，被任命为公社党委常委兼团委书记。

一开始，每次开党委会，党委常委争先恐后一个个发言，而张先生大多时候是不知说什么，因为“什么都不懂”。

在公社大院里张先生是最年轻的，党委书记于是特意给他送了一顶贝雷帽，又让他开始学抽烟，显得成熟些，这一抽就是40多年，至今没有戒掉。

张先生逐渐成为可以不念讲稿作几小时报告的“领导”。他可以会前列出几行提纲，就能够慷慨激昂的讲上三、四个小时。当然，内容无外乎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他讲起来生动形象，一点也不枯燥。

上山下乡和在公社的历练是张先生青年时代抹不去的症结，至今他仍为自己当年的经历而感慨。

作为公社党委常委兼团委书记，张先生本来是分管教育等，包括推荐工农兵学员。但他从未想过自己去上大学。

1978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通知下发到公社，既然是国家的号召，作为团委书记的张先生，为了“以身作则”，他带头参加了全国统考。

他当时想，考上了也不会去上。出乎意料的是，他数理化竟考出了平均分８5分（百分制）以上的好成绩，其中化学考出了93.5（百分制）的高分。

既然没准备上大学，他也就没把成绩当回事儿。但当接到天津大学内燃机专业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犹豫了一番。在正在大学工作的父亲的一再劝说下，他最后很不情愿地决定放弃在公社的“领导职位”而去读书。

进入大学后，张先生连续四年被选为班长，后来兼任学生会主席。大学初期，他依旧秉持着“做个又红又专的人”的梦想。

上几百人的基础大课时，作为班长张先生负责在老师进入教室时喊“起立”。喊完起立后，张先生直挺挺的坐在位置上，目不转睛的看着老师，旁边的同学议论“你看班长，多认真听讲”。

只有张先生自己知道，虽然人在教室，他的心早就飞到了公社的演讲台。老师在台上讲课，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但他脑子里想的是“万人大会”上自己在作报告。

度过了艰难的第一学期“适应”期，张先生逐渐地进入了大学学习状态。

1982年，对张先生来说是个转折点。

作为班长，他大学四年一直把三好学生的荣誉让给其他同学，被学校发现后，系里推荐他去参选校三好学生、市三好学生，最后竟直到被评为“全国三好学生”。

1982年２月，他赴北京参加了首届“全国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表彰大会”，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电视台还专门到学校拍摄他的感人事迹。

此时，正逢张先生面临毕业，中央和天津的政府机构都抢着要他。学校计划请他留校做行政，但张先生坚持留校当教师，以便两年后可以考研究生。

张先生戏称自己是一个不轻易改变自己决定的人。

原来选择当公社干部，很不情愿去上大学，上了大学，就想一心专注学术，不想改行做行政。最后学校同意，张先生作为教师留校，两年后考研究生，如果考不上研究生，就做行政。

1984年，张先生如愿以偿地报考了天津大学校长、世界著名内燃机专家史绍熙教授的研究生。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总成绩没有名列前茅，他怕自己最后不能被录取。

恰在此时，教育部在天津大学年经教师中招收管理专业出国研究生，需天津大学在已经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年轻教师中优先选拔。

为了继续学习而不做行政，加上担心自己不被内燃机专业录取研究生，张先生很不情愿报名参加管理专业出国研究生选拔，他被录取了。

去加拿大读管理专业研究生（MBA）,要求参加加拿大大学专门设置的英语考试。读MBA，要求读、说、听、写平均4.5分（满分5分），极少有人能达到平均4.5分以上。加拿大大学又提出，凡是考到平均4分的可以去加拿大大学做1年访问学者。张先生考了平均4分。

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抉择。他拒绝去加拿大当访问学者，坚持再参加一次英语考试，为读MBA做最后的努力。但学校又提出让张先生做行政。

正在他苦恼之际，加拿大大学通知，英语考到平均4分的年轻教师可以再学一门法语，通过法语考试后，就可以去加拿大法语大学读MBA。

张先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中心学习法语。

6个月后，张先生通过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高等商学院（HEC）院长亲自主持的法语考试。他如愿以偿，终于可以去读MBA了。

1987年，在大学毕业留校5年后，张先生坐上了去加拿大求学的飞机。

1990年，张先生在MBA学业的最后一年被多所大学录取读管理学博士，同时他也收到了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工作邀请，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读博士。

时间到了1995年，在等待博士论文答辩期间，他收到了几个大公司的雇佣邀请，其中包括庞巴迪公司。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因为他的理想是在大学研究和教学。（他在读博士期间，已经在加拿大和法国发表了多篇管理学论文）但他很快认识到，在大公司的实践经验对在大学搞管理学研究和教学十分重要。

所以，在庞巴迪公司第二次找他的时候，他接受了。令庞巴迪人事惊讶的是，张先生没有提任何条件，只是说“几个月工作合同也可以”“没有任何其他要求”。张先生当时想的是，在公司干几个月，获得大公司管理经验，就回到大学搞研究和教学。

庞巴迪最后给了他一年的工作合同，他接受了。但他在庞巴迪一干就是24年了。

进入庞巴迪前三年内，他从经理快速升任到总监和副总裁。1999年庞巴迪决定派张先生回中国开发市场。

当时，很多人劝张先生，去哪里都不要回国：“如果去中国，你很难获得信任。公司认为你是中国人，不会对公司忠诚。”

既然是公司决定，只能服从了，尽管不情愿。进入庞巴迪12年后，他成为了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最新的职务之一是庞巴迪中国董事长。现在他的宗旨是让公司和中国一起发展。

要实现这个宗旨并不容易。他有着中西融汇的教育背景，但他骨子里是中国人，言谈举止均深深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凭借他多年在中外文化碰撞中的历练、“做一个真正的人”的理念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他成功了，他获得了中外双方的认可和尊重。

张先生曾不止一次因为决策被专门召回总部述职，他解释、争论，说事实、讲道理，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总部CEO和其它高层频繁更换，张先生需要与不同风格的管理层沟通共处。

加入庞巴迪24年，在中国市场高歌前行21年，他用执着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诚信守诺的品格赢得了用户和合作伙伴的信任和尊重。对中国经济和文化全面而深刻的洞察了解、处理复杂局面的丰富经验和任劳任怨的主人翁精神，使张先生带领庞巴迪在中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对中国铁路和轨道行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张先生进入庞巴迪20周年的那一年，董事长在一个只有公司高级管理层和董事参加的晚宴上，专门提到了张先生对公司的贡献，并且把一枚服务20周年纪念勋章发给了他。

张先生走上台，说了一番话：在这里，你们认为我是中国人，在中国，人们认为我是外国人，但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干事的人”。

落座后，他将勋章放到了桌上。同桌的公司董事会董事问，张，你为什么不戴上勋章？张先生说：“还有几个月呢。”他指的是也许等不到20周年纪念日就被公司解雇了。

在外企24年的经历，已将张先生塑造就成为一个能够在国外高层和中国官员、企业之间游刃有余的人。

回顾自己一生，张先生认为自己非常幸运的踩在了每一个时代的节点上。60年代，“上山下乡”；70年代参加高考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二届大学生；80年代“出国留学”；21世纪赶上了中国快速发展的机遇期，“海归”回国打拼。

很多人说，如果当时那个年轻的团委书记没有受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感召；如果那个“全国三好学生”没有选择出国深造；如果那个博士毕业的年轻人没有进入企业而是回国工作……现在的他也许会做更大的官，但他说也许会在监狱中。

他常说，不要为自己曾经的辉煌而自以为了不起，也不要以为自己的一时成功而自认为会一直辉煌下去。有时人走入歧途只是一念之差，任何时候都要严于律己，时刻提醒自己，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超出“一个真正的人”的底线。

他说自己是一个被时代“推着走”的人。但事实上，张先生是一个追着时代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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