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四代风水书2022年(泼风水门四代)


文/陈平原

为家乡潮州写一本书,这念头是最近五六年才有的。这一选择,无关才学,很大程度是年龄及心境决定的。年轻时老想往外面走,急匆匆赶路,偶尔回头,更多关注的是家人而非乡土。到了某个点,亲情、乡土、学问这三条线交叉重叠,这才开始有点特殊感觉。在我来说,那是2016年。这一年,我印制《双亲诗文集》,撰写《五味杂陈的春节故事》《扛标旗的少女》,演说《六看家乡潮汕》,还与朋友合编《潮汕文化读本》,一下子把我与家乡的距离拉得很近。

如何谈论“故乡”,这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心境。在一个虚拟世界越来越发达、越来越玄幻的时代,谈论“在地”且有“实感”的故乡,不纯粹是怀旧,更包含一种文化理想与生活趣味。谈故乡,不妨就从自家脚下(包括儿时生活及家庭故事),一直说到那遥远的四面八方。

这就说到本书的性质,有论文,有随笔,有演讲,也有序跋,体裁芜杂,但主旨相近,全都指向“故乡情结”。因此,选择《如何谈论“故乡”》开篇,再合适不过了。第一辑“回望故乡”,既拉开架势,又举重若轻,很能体现本书的旨趣;第二辑“故乡人文”,谈论俗文学、乡土教材以及张竞生等,在在显示我的专业背景;第三辑“自家生活”,忆旧为主,琐琐碎碎见真情,也是本书最初得以推进的主要动力。爱家乡与爱家人,二者互相叠加,情到浓处,方才可能笔墨生辉。各文之间互相引述,与其说是为了寻求呼应,不如老实承认,那是因缺乏整体构思,文章并非写于一时,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及心境变迁一笔一笔涂上去的,故有的地方浓墨重彩,有的地方则云淡风轻。说到底,这是文章结集,而不是专门著作。

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几篇散文,说实话,关注的是家人而非故乡。因父亲及祖母先后逝世,我一下子坠入深渊。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只有过来人才能真切领略。丧亲之痛,本与籍贯无关,可无数远游的学子,在挂念亲人安危祸福的同时,往往不自觉地联想到家乡的现实处境以及文化传统。

真正促使我反省这个问题,是二十年前应我在中大的导师吴宏聪先生之邀,撰写《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潮学研究》第8辑,花城出版社,2000年7月)。为了参加2000年1月6-8日在汕头大学召开的“丘逢甲与近代中国”研讨会,我第一次认真地从历史文化角度谈论我的家乡。此文第一节谈及原籍蕉岭的丘逢甲与同期内渡的其他人不一样,没有过多的顾影自怜,也不曾努力去谋取一官半职,而是迅速地在“归籍海阳”与“讲学潮州”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心态:“在‘大江日夜东,流尽古今事’的《说潮》中,读者不难感觉到丘逢甲借叙述潮州史事触摸这块神秘土地之脉搏的急迫心情。而在《和平里行》及其序言中,丘氏参与当地文化建设之热切,更是溢于言表。”当初写下以上这段文字,我自己都有点被感动了。

五年后的某一天,接南方日报出版社编辑来信,说他们报纸用一年多时间,每周一整版,推出了50期的“广东历史文化行”,如今结集出版,希望我写一篇五千字的“引言”。阅读书稿,紧赶慢赶,在2005年6月30日完成了这篇题为《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的引言(初刊《同舟共进》2006年第4期)。当初要稿要得很急,只给我二十天时间,可正式出版拖了好几年。文章是这样开篇的:“如何深情地凝视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方水土’,是个既古老又新鲜的挑战。说‘古老’,那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类似地方志那样表彰乡里先进、描述风土名胜的著述不胜枚举。说‘新鲜’,则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推进,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成了一大难题。于是,发掘并呵护那些略带野性、尚未被完全驯化的‘本土知识’或‘区域文化’,便成了学界关注的重点。”描述完我所理解的广东历史文化的特点,尤其是近代以来广东的迅速崛起,结语是:“并非每个出生于或长期生活在广东的‘读书人’,都对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有足够的了解。很可能,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或者知识类型的差异,此前你无暇顾及于此。如今,面对这册五光十色、曲径通幽的文化读物,你难道没有深入了解脚下这块土地的冲动?”若非应邀撰写导言,我对广东历史文化也不会有如此全面了解的欲望与能力。有感于此,日后为《潮汕文化读本》写序,我再次强调:“有关乡土的缤纷知识,并非自然习得,同样需要学习与提醒、关怀与记忆。”

终于有一天,意识到“故乡”这个话题硕大无比,很难完美呈现。既然不是自传,也不是回忆录,只是关于自家以及故乡的文章结集,点点滴滴的感受,长长短短的回忆,日后可以有续编,当下不能没有逗号或分号。与我此前刊行的诸多学术著作不同,此书更多蕴涵自家心情,聚焦在故乡与家人,还有我那早就失去的童年与青春。史论部分好说,多少有些学术价值;回忆上世纪50至70年代南中国一个小小的角落,会有人感兴趣吗?后来者听我反反复复,讲什么“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可能有点烦——就那么点陈芝麻烂谷子,有什么好激动的?是的,相对于大历史,个体生命确实很卑微;黄河总归东流去,可你不幸恰好面对的是倒流或拐点,有什么办法呢?好在任何时代,不管舞台多么杂乱、背景多么不堪,都有一代新人要成长。当然,说好说坏,那些抹不去的记忆,更多属于自己以及同龄人。

书稿编好了,重读一遍,感觉最意犹未尽的是第三辑。其中好几个话题,我必须略加补充,让它继续余波荡漾一会儿。

自从父母亲搬回潮州西湖山后的农校宿舍,每年放假回家,我们不再跑到位于洋铁岭下的汕头农校了。知道学校还在,但随着时代变化,已日渐破落。一直到2004年元月,我突发奇想,约上母亲与弟弟,一起回去怀旧。也幸亏有那么一次回访,拍了好些照片,可供我这回插图。站在儿时生活的家属宿舍前,以及观看父母亲先后居住过的房子,还有老图书馆等,真是感慨万千。今冬应校方邀请,探访重建后焕然一新的潮州农校,还能辨认出来的老建筑,只有那间刻意保留的窗户破败但屋顶尚存的大教室。回京后,收到校方寄送的五六百张老照片,我一看就苦笑,那都是我离开农校下乡插队二三十年后发生的故事。不能埋怨时间飞逝,只能说自己确实是老了,这才汲汲于怀旧。

年初在《潮州日报》连载四则“洋铁岭下”,引来很多围观,最有趣的是那则《我的语文老师》。好几位退休的校长及老师说认得那位教过我的“李老师”,提及名字则五花八门,全是读音问题。有一位跟我同届的,说李老师在汕头居住,几年前还曾回古巷找老同事聚会。这让我充满期待,于是委托汕头教育局及《汕头日报》记者帮我查询。最后得到的线索是,李老师是属兔的,七十年代末还在潮州孚中联中任教,深得学生敬重,之后调回汕头,几年前去世了。一位帮助查询的朋友来信:“李老师如健在,看您的文章一定万分高兴。”这让我更加懊恼,为何当初只顾自己忙碌,没能早点撰文,向曾经给予我很大鼓励与帮助的金老师、李老师致谢?实在是追悔莫及。

第一次听著名文史专家曾楚楠和黄挺说我插队落户的旸山村是历史文化名村,还以为是在开玩笑。仔细核对他们引述的资料,方才明白所言不虚。不过当初我在这山村生活/战斗了八年半,全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与感受。只晓得这村子背靠七屏山,西临金沙溪,风景很不错。为了方便村民到山后耕作,半山腰炸了个大缺口,据说破坏了好风水。我下乡半年多,就目睹一件惨剧——中午收工时刻,渡船因超载而慢慢下沉,本可滑行到岸的,危机时刻有人跳离,失衡的渡船当即翻过去,好些妇女被扣在底下,于是七尸八命,整个村子哭声连天。高音喇叭响起,全村人都涌向了渡口,那年我16岁,第一次如此直接且具体地面对死亡,那场景至今难忘,可说是下乡期间最惊心动魄的一课。金沙溪乃韩江下游的狭长积水地带,不是活水,当初觉得溪面很宽,很难游过去的;十年前回去,发现河道变窄,水也有点脏。好在近年此地被选址建污水处理厂,想必很快会重现山清水秀。

两年前,央视戏曲频道拍“品戏读城”的潮州篇,邀我回去串场。听我谈及初下乡时吃过一个月的潮剧饭,还有我的诗/书作品“犹记巷头集长幼,乐声如水漫山村”,觉得很有趣,想以此为贯串线索。后来发现不行,跑题了,“读城”变成了“读村”。编导割舍不下此等有趣场景,于是搞了个折衷方案,依旧跟我回旸山,拍摄我在陈氏家庙(原旸山学校)与父老乡亲座谈,且与当年教书的同事合影;再就是转到如今变成乡村文化站的祠堂,听村民自娱自乐唱潮剧。节目播出时,这些难得的场景保留下来了,大家都很开心。

1992年的《父亲的诗文》与2016年的《双亲诗文集》,当然应该对读。此外,还可以推荐初刊1994年3月18日《南方周末》的《风雨故人》。那说的是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访问台湾,打听《中华日报》的旧址,想到父亲工作过的地方拍照留念。主事者不在,女秘书殷勤招待,给了我若干历史资料。文中称:“不记得是谁的发明,将我作为‘故人子弟’介绍给女秘书。我很欣赏这一称呼,因其让人联想到‘风雨故人来’的古诗。倘若没有这几十年过分稠密的‘风雨’,也就不会有我这迟到的‘故人子弟’之‘感叹亦欷歔’。”至于父亲晚年手抄的《北园诗稿》,大都写实与感事,引一首《闻歌有感》为证:“窗外人唱《乌崠顶》,惹得窗内百感生。天池乌崠迎旭日,跃马高歌抒豪情。光阴逼迫二十载,壮志沉沉寸步行。明知圆缺寻常事,偏惹白发头上生。——《乌崠顶》是余于一九四九年夏在凤凰山乌崠顶为伤病员创作之一首潮曲清唱,解放后流行潮汕各县,并被改编为短剧。一九六九年夏,余在五七干校受管制时,听窗外管制人员高声大唱此曲,有感吟此。”

《双亲诗文集》属于自费印行,赠送家乡亲友,还有对潮汕文史有兴趣的读书人。陆续收到反馈,包括补充若干没有入集的作品,比如初刊汕头地区文艺杂志《工农兵》1959年第1本的小演唱《乌崠歌声》,那是歌颂人民公社的,与上述潮曲清唱《乌崠顶》没有关系,作者为陈北、曾庆雍。

曾老师是潮州文化馆的专职作家,我在乡下学习写作时,得到过他的指点,去年撰写的《文化馆忆旧》谈及此事。文章发表后,我意味未尽,想借此探讨基层文化活动如何展开。于是有了潮州日报社、潮州市文化馆、潮州市饶宗颐学术馆合办的“忆旧与追新——陈平原和文化馆的故事”主题文化沙龙,除了我做《在地化·启蒙性·参与感——文化馆的使命与情怀》演讲,更恭请当地著名文化人李英群、曾楚楠、丘陶亮、黄景忠等共同参与,谈他们与文化馆的缘分,以及构建基层公共文化生活的可能性。此活动吸引了不少潮州文史爱好者,而那篇初刊2020年12月8日《潮州日报》的《“乐声如水漫山村”——陈平原和潮州文化人眼中的群众文化和文化潮州》的专题报道(江马铎、黄春生),以及《何为“文化潮州”——写在文化沙龙边上》(邢映纯),日后流传甚广

在主题发言中,我谈及从阅读父亲诗文,到编印《双亲诗文集》,再到撰写《文化馆忆旧》,真正关心的是业余写作到底意义何在。热爱文学的人很多,日后成为专业作家的极少。绝大部分人阅读及写作的目的,是培养感受力与想象力,使人活得健康、充实、幸福,这才是文学的真正意义。若从培养业余作者、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推广乡土文化、达成新启蒙目标这些方面看,基层文化馆可发挥很大作用。

回顾晚清以降一百多年的历史,除了政治体制的变革、经济实力的提升,还有文化生产方式的转移。后者一波三折,值得认真品味。如何提振乡村/城镇的教育水平及文化生活,早年多为自发,新文化人基于启蒙立场,眼光向下,主动介入,积极引导。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群众艺术/文化馆的建制,一直在完善中。九十年代以后,商业化大潮兴起,舞台演出及电影生产的市场化,取得巨大成功,但也留下不少遗憾——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脱节。

眼界越来越大,可人们的心理空间却越来越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学习以及娱乐传播的方式,从金字塔型向垂直方向转移,赢者通吃,民众都成了看客(粉丝),没有参与感。借助无所不在且无所不知的网络和手机,虚拟世界中的你我,很难再有独立的体会、感受与表达能力。各地民众自发的文化活动,除了有宗教信仰支撑的,基本上都垮了。因为,年轻人从小看电视、逛网络,熟悉远在天边的各种文化形式(对蕴藏其后的商业因素则习焉不察),忽略近在眼前的乡土文化。

当下的世界,科技与商业结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时空感受与审美趣味,政府、学校以及人文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站出来平衡这一趋势。在我看来,政府主管的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三足鼎立,各自功能定位有重叠,有交叉,也有互补,运营得好,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关注群众文化需求,支持群众文化活动,其中最难落实的是文学创作。我当年是从这里起步的,所以特别感慨。今天,高等教育普及了,网络文学发达了,文化馆这方面的作用很难充分发挥。可真正影响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或者一个城市的精神面貌,文学恰恰是最根本的。文学和民俗、节庆携手,文学与科技、商业结盟,文学和影视、非遗联姻,然后各美其美,各取所需,并因此丰富各自的独特生命,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值得认真思考与探索。

本书所有文章中,《永远的“高考作文”》后续故事最多,也最值得梳理。那篇写于1992年的随笔,结尾处兼及自得与自嘲:“大概,无论我如何努力,这辈子很难写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更能让父老乡亲激赏的文章来了。”没想到,这还只是故事的开端,其后的逐步展开,更是大大出人意外。不说我自己撰文或媒体专访,就谈其如何成为“标志性事件”,汇入关于改革开放大潮的追忆与陈述。《文史参考》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高端时事/历史杂志,其2011年6月(下)“建党90周年专刊”,刊登《“文革”后的首次高考:陈平原的作文登上了》。央视十套(CCTV-10)的《读书》节目,2013年3月17日播出45分钟的专题片“我的一本课外书之陈平原”,节目最后,主持人专门赠我放大并加镜框的《人民日报》所刊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2019年新华社“新青年”制作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专题节目,选择七个人,代表七十年,选择很严,层层审批,尤其我这一集,据说踌躇再三。谈论1969 至 1979这十年,怎么书写都是陷阱,最后选择“恢复高考”作为标志,明显是为了回避矛盾。所谓“讲述丰富经历,讨论时代议题,启发当代青年”,在我这一集很难完全实现。文革不让谈,上山下乡只允许切个边(否则为何恢复高考),制作者虽很认真,效果只能说“过得去”。同年,“羊城派”报道中山大学校史馆开馆,特别提及改革开放部分,展示我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这更是让我惴惴不安:都四十年了,还在“吃”高考作文,实在没出息。去年,为了“呈现中国高考制度的变迁以及对考生带来的深远影响”,国家外文局主管的《人民画报》及英文刊“China Pictonial”第8期刊出中英文版的《改变命运的高考》,那是编辑从我以往文章中摘编的,只是要求我授权。

一篇高考作文,竟有如此魔力,诸多戏剧性变化,乃大时代的投影。不是我特别能干,而是当代中国史叙述需要这一笔。1978年的《人民日报》,其实共刊登了五篇高考作文(分两次),之所以屡次选择我作为恢复高考的表征,除了我生活在北京,在学界比较活跃,媒体很容易找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作文题目。当年《人民日报》刊出的山西作文题为《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安徽的则是《紧跟华主席,高唱》,这些都太紧跟形势了,时过境迁就不能用;还是广东的《大治之年气象新》以及北京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比较稳妥。2017年12月,我大病初愈,赶回中大参加七七级同学聚会,活动中好几位老师提及我的高考作文,还披露了一个秘密——那年广东的高考作文题是中大中文系金钦俊老师出的。至于阅卷人以及是谁推荐给《人民日报》,可就无法查证了。

最后透个底,可能让人大跌眼镜。能考上中大,我已经很满足了,从没想过要去查分。两年前,因工作需要,请中大中文系到档案馆查了我当年的高考成绩:语文92,数学67,政治75,史地76.5——除语文外,各科成绩并不高,只是碰巧作文满分,才有了日后诸多神奇故事。

最后有两点说明,一是为求全书结构相对完整,我从另外两书(《当年游侠人》《文学如何教育》)借来了四文,日后编辑个人文集时,再做进一步协调。二是众多插图,除了我自己准备的书影与照片,特别感谢著名画家林丰俗的家属允许使用他创作的两幅《上学去》,还有就是我三弟陈高原专门为此书创作了十幅钢笔淡彩,共同追忆那日渐远去的童年与故乡。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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